2010年6月13日
大食是本刊的摄影记者，他的工作是以图片表达，但这次，在拍摄完本期“绿巨人”封面之后，他少见地提起了笔，记录自己的感受：
“我是4月下旬拍的张正祥，5月下旬拍的李旻果……当中，我在上海世博会拍了一个月，这里有我最喜欢的英国馆，像蒲公英，更像令心底发痒荡漾的毛团，6 万支透明亚克力管，藏着近千种珍贵植物种子，柔软摇曳。除此之外，英国馆空空如也，甚至没有一张海报，没有一样现代的摆设，最简单的结构，却教人深省。这些种子，有些已经濒临灭绝，他们都来自昆明植物研究所的野生生物种子资源库，这似乎与张正祥、李旻果做同一样事情……”
张正祥、李旻果正是本刊今次评选的10位“绿巨人”中的两位，61岁的张正祥，守护滇池30年，告倒过至少160家排污的企业、40家采石场，却付出惨重代价。2001年，矿主一辆重型卡车径直撞来，他右手粉碎性骨折，右眼近乎失明；两任妻子因他痴迷环保弃他而去，独子被屡屡上门的追杀吓出精神病，3个女儿也因父亲结怨太重，相继失踪、出走，再无音讯……
李旻果和丈夫马悠博士长期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深入云南热带雨林中，致力于推进西双版纳雨林的恢复与保护。他们的项目常常遭遇当地官员、商人“有效益吗”、“这个账算不过来”的诘问，今年丈夫病逝，剩下李旻果独自坚守……
还有刘佩琪，从麻省理工毕业后曾任麦肯锡咨询顾问、硅谷多家高新技术公司高管、风险投资公司首席运营官，2007年放下美国优渥生活，成立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织，加速中国绿色化进程，改善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
空气越来越混浊，河水越来越黑臭，交通越来越堵，垃圾越来越多，森林越来越少，海面越来越高，冰川越来越薄，极端气候越来越频繁，酸雨、噪音、沙尘暴、光污染……我们在世博会上见到了一个个美轮美奂的人造世界，我们却一步步地失去美丽的天赐的自然世界。关于我们的家园——地球所罹患的病痛，也是人类所面临的危机，我们已经日益感同身受。吊诡的是，人类既是这场前所未有的环境危局的受害者，也是它的制造者，因果扭成一团，施受系于一身。
一部分人先觉悟起来，一部分人先行动起来。表面上看，他们先觉悟、先行动的动因，是他们拥有知识（如吕植）、拥有权力（如秦大河）、拥有财富（如刘佩琪）、甚至拥有伤害（如张正祥），但，知识高于吕植者、权力大于大河者、财富多于佩琪者、伤害猛于正祥者，又何其多也。他们之所以成为先觉者、先行者，乃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更为炽热的对地球和家园的热爱，更为超然的理想主义气质。
正是这种理想主义气质，让他们放着大钱不赚，放下安定生活不过，舍弃虚名不领，退回乡野，妻离子散，以一介草民之身抗击权贵，犹如一个羸弱的堂吉诃德，挑战一个巨大的体制怪兽……正是这种理想主义气质，让他们与在柴米油盐中打滚的芸芸众生区别开来。
但他们根本上也是芸芸众生的一员，他们有着普通人的七情六欲，他们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同类。也许在本刊推出“绿巨人”这个概念前，他们从未想到“巨人”这个词会安放在他们头上。他们成为巨人，因为他们对家园被毁的愤怒；他们成为巨人，因为他们面对大自然的谦卑；或者，他们成为巨人，仅仅因为他们单纯。
愤怒、谦卑、单纯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情感，区别是，愤怒与谦卑的对象，和单纯的领域。从某一个角度看，单纯是比愤怒、谦卑更能催生理想主义的东西。单纯，在一个实用至上的民族中，是比愤怒、谦卑更稀缺的品质。
一个嘲笑单纯者、理想主义者的民族，一个痴迷于口腹之欲与纯粹GDP的民族，总令人有一种低等动物般的恶心。
马悠的遗产
“我们做的事并没那么伟大，‘英雄’这个字眼并不适合我们，我们只是在做每个人都该做的事情。当一个人非常专注、非常集中的时候，他的能量是非常强大的”
本刊记者 王大骐 发自西双版纳、昆明
马悠（Josef Margraf） 德国生态学家，在云南西双版纳13年间，成立了天籽生物多样性发展中心，坚持致力于当地热带雨林的修复和再造工作，2010年1月26日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家中，其妻子李旻果协同两个女儿Linda和Vanda将继续他的事业，直到雨林重新站立起来的那天。
墓碑
从西双版纳景洪的家里到布朗山需要经历两个小时的颠簸，李旻果开着她7年前买的红色帕拉丁，像往常一样上山，说话的间隙差点跟对面的车辆迎头相撞。这是一条她曾走过无数次的路，只不过现在少了一个人的陪伴。
上山后，李旻果总要抽时间，一个人安静地躺在一棵橡树旁。这是马悠最喜欢的树。她身边放着法国订的红酒，一个金色的圣杯，这是她跟老马在欧洲一家百年老店里订制的。在这里，她往往会独自过上一夜，好让自己出来以后变得更为沉静。
举目望去，前方是2008年李旻果跟老马从老班章村民手里承包来的6平方公里布朗山土地，当时全村一致同意把他们曾经的一块放牛山和轮歇地交给他们，并在协议上按下了一个个鲜红的指印。为此李旻果还起草了一份宣言：“让我们老班章的这片山地雨林，再次从这块土地上站起来。”
从此，他们开始在一片森林覆盖率只有16%的荒地上种树。两年多过去，300万棵不同种类的树苗已被种下。老马认为这6平方公里的土地足够他干一辈子了。李旻果曾开玩笑地说，如果能活到人类岁数的极限120岁，就能见证这一切的发生了，老马接着说，“我看我还是活到220岁吧，那样就更万无一失了。”
李旻果后面的山坡上是一块墓碑，那里安放着老马的遗体，它跟斜对角的巨石与橡树呈三角关系摆放，石头、树、墓碑分别代表着精、气、神，石头上刻着这样几个字：“马悠博士，他的夙愿是：理宇宙生态之系统，解生命景观之玄秘。”
如今，乡政府和村民怕忌讳，正在讨论老马的墓是否适合安放在布朗山上。
今年1月26日，老马离开了这个他走过57个年头的世界。那天刮风下雨，他一个人在阁楼上，预埋在他身体里达十年之久的那颗“炸弹”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当初医生曾建议他做心脏瓣膜修复手术，可他不愿意任何人在他的胸前开一个口子。
88岁的加州伯克利分校人类学教授卡洛斯第一次来到老马的墓前，从兜里掏出一块祖父流传下来的石头，静静地放在老马的墓前，随后站立，轻声念出一段凯尔特语的祝福。他从没见过老马，但他能感觉到这是一个伟大的人。
马悠出生在德国慕尼黑旁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小镇，贵族大公的后裔，父亲是纳粹。从18岁开始为德国的环保领袖开车，人生观开始建立，与他同时代成长的一批人，后来拯救了德国的生态环境。
在斯图加特的霍恩海姆大学（1815年印尼坦博腊火山喷发，火山灰令全球陷入一片黑暗，全球粮食产量锐减，人们陷入了严重的饥荒之中，为此霍恩海姆大学于1818年成立，开创了农业的科学研究，至今在欧洲农业大学综合科研实力仍然排名第一），他拿到了生态学的硕士和热带农业学的博士学位，随后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科学书籍出版公司。
从1989年开始，他在菲律宾创建了群落式雨林再造模式（Rainforestaion），被称为“雨林再造之父”，改写了菲律宾的国策和林学院教材，并于1997年获菲律宾政府总统奖。当年菲律宾的Leyte岛屿雨林再造经过近20年的建设，得到欧盟的最佳评估，成为生物多样性雨林种植模式的样板。1997年，老马受德国政府的委派来到中国，担任中德政府间合作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恢复和保护项目”专家组组长达6年，还专门为欧盟设计了其有史以来的最大援华项目《中国西部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资金总额高达5100万欧元。
老马是个积极的怀疑者，他最恐惧的事情是无知地死去。年轻时，他对天主教提出了诸多疑问；年老后，他怀疑阿波罗登月和“9·11”事件的真实性。他总是相信这个世界是被一个隐形的利益集团所操控，他们是一群白人至上主义者，渴望创造一个单一族系的世界。
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他开始对自己所负责的机构和相关的系统提出质疑。他一次次地参与各种国际学术大会，衣着光鲜的人们总是讨论着拯救地球的议题，大笔的金钱被投入，可现实中的情况却变得越来越糟，这让他失望透顶，他决定离开。
做一个隐士并不容易，幸好他遇到了李旻果。
家园
Linda和Vanda（万代兰的意思，她们的中文名是林妲和宛妲）是雨林里长大的孩子，穿着布裙在大森林般的院子里赤脚奔跑玩耍。这两个精灵般的女孩总会从小径深处跑出，手里握着一小把鲜红的果子，看见陌生人，便跑过来眨巴着棕色的大眼睛让你品尝她们的甜品。
16亩地的院子里养了9条狗和一只小野猫，它们都是Linda和Vanda的好朋友。除了玩，Linda每晚还要背诵一篇《道德经》，课外读物是《水知道答案》。她随兴弹奏钢琴，从不用老师教。
她们是老马夫妇的女儿，平日里的任务就是看管妈妈。现在妈妈开始抽烟，Linda会说：“妈妈你不能老是抽烟，爸爸说抽烟对身体不好的。”妈妈喝酒，Vanda会说：“妈妈不能喝酒。”旻果问：“Vanda你忘了吗，妈妈以前和爸爸也喝酒的呀。”“那是有爸爸看着的时候！”
对于老马的离去，女儿们似乎还不明白，她们天真无邪，没有悲伤，话语中总是不断地提起爸爸。而以往，爸爸出门即使只是一小时，都会和两个女儿说：“爸爸不在家，你们要照顾好妈妈。”
李旻果和老马是在一次秘鲁大使的招待晚宴上相识的，大使专门从南美洲空运了一支乐队到昆明，自幼学习古典音乐的老马想听音乐，于是便溜了进来。旻果站在门口负责迎宾，他走了进来，她对他笑了一下。
晚宴上，他告诉她，自己正在西双版纳做恢复雨林的工作。当时她的脑子里只有两个信息：他是一个生态学家，他在自己的家乡做事。他看到她有点累了，有点烦了，便邀请她到楼下去清静一下。楼下的角落里摆放着一架钢琴，他说：“我送你一个东西。”于是走过去即兴弹奏了一首曲子，接着转过身来对她说，“这是我为你弹的，你愿意嫁给我吗？”
她脑子一懵，以为这只是无数个浪漫夜晚里的片段之一，可德国人的脸上充满了不容置疑的表情，眼神无比纯粹。
“我开始爱老马我不求什么，可到最后也爱得无所求，就是这么一个靠拢的过程。我们俩没有一见钟情，他对我一见钟情，但是我也接受了。说难听点，虚荣心也好，大悲悯也好，我都接受了。我来时他住在保护局小四合院里一个破烂的房子里，一个单身男人，不会打理自己，箱子里面的皮衣都发霉了，我去帮他开箱，去整理这个男人，因为我知道这个男人太有价值了。”
李旻果认为，自己的故事都是巧合，她在寻找爱的时候一定要看男人的分量，只有这样，爱才有质量。她认为以前对爱的理解太狭隘，而男女之爱只是人类社会的开始，不足以支持人类社会的延续，而老马是她遇见男人里内心最强大的。
从此10年如一日，日夜相守。
老马走了后，她总是重复同样的话：“没有和一个人10年、每天24小时都待在一起过，你不会明白我的感受。”两人一起时，老马就像空气，他们可以一起坐着聊天直到天亮，现在这层空气似乎还没褪去，她现在不会把任何发生的事情当作偶然，她说这正如佛教中的因陀罗网，宝珠无限交错，重重叠叠，互显互隐，无穷无尽。老马或是在这个世界给着她一些暗示，就像他的突然离开，她总认为自己当时已经感觉到了，这似乎是谋划好的。
她和老马自己搭建的湄公山庄原来是一片橡胶林，现在是西双版纳国际村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天籽生物多样性发展中心的办公地点、老马的植物实验室和炼丹房。除此之外，它更像一个人类的避难所。
在菲律宾做研究的时候，老马住在一个孤岛上，四周被大树环绕，门口就是浩瀚无际的大海。人们总是艳羡老马总能过上神仙般的日子，可他对自己的知己、也是他在菲律宾的老板Peter曾这么说过：“相信我，住在天堂里，至少长期看来简直比住在地狱还糟，因为不像在地狱，住在天堂里你没有正当理由去抱怨任何一件事。”
可是现在，天堂里能抱怨的事似乎出现了。
老马离去之后，国际村的三户人家目前一家已经搬走，隔壁邻居也显得格外安静。晨光初露之时，院子里会放起德国美声的赞美诗，伴随着围墙之外大批商品房的崛地而起。
马悠被欧洲人称为“兰花的上帝”，生前每天都要去雨林里找寻从枯树上跌落下来的兰花，把它们运回山庄的实验室里栽培，两年后再一个个地绑回到雨林的树上。兰花是雨林中娇嫩的公主，条件允许的话，甚至能活上100年。
老马在的时候，喜欢炼制兰花蜜酒，当他把所有碳炼掉之后，很多的微量元素留在了最后的灰烬里，他还要把灰烬回过去继续炼。在未完成的书里，他提到了自己对西方丹道学(即炼金术)以及道家阴阳的看法，他的墓碑设计便是依循丹道学里的三角关系而建。从早年的质疑宗教到晚年的回归神性，正如爱因斯坦、牛顿和歌德，都是转了一个圈。
作为父亲，老马从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去外面的学校上学，她们甚至很少出门，只是在家里自己玩，画画、下棋、玩娃娃，演个戏剧。现在，李旻果开始重新考虑起了两个孩子的未来。
以前之所以敢把孩子留在家里，是因为欧洲原来有夏山学校的成功例子，他们主张大人只需让孩子们依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照自己的能力去发展，目的是创建一所“不是让孩子们来适应学校，而是去适应孩子的学校”。
但是现在，李旻果决定把两个女儿送去普洱市的普通小学，尽管那里有着方方面面的缺陷，但那是她的故乡，距离也近，她能直接看到她们跟世界沾染的程度有多深。她跟学校打了招呼，她们不需要通过学校的考评，而且随时可以跟她出门旅行。
在这点上，李旻果相信人生而就是不平等的，虽然在人权上是平等的，可她们就是比一般孩子特殊——她认为，这只是因为她们太过于正常，而别人太特殊了。
两个孩子的确特殊，她们总能见到爸爸，而旻果却嫌自己灵性不够，一直无法与老马沟通。
一次到普洱去谈项目，她想见见老马，于是晚上便梦见了他。他笑着走了过来，接着突然变得脸色苍白，于是她开始念6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念的时候小指头一直在抖，直到把自己念醒。她是想让他走，她认为自己已跟他不对接了，可身上却还背着他的业，而为了完成自我的修炼，她必须要走出去了。
下山
李旻果与当地老板和官员在一起时总显得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从坐下的那一刻起，她就从没掩饰过自己对他们的厌恶。这让对方很尴尬，一位曾经拍板否认过她生态计划的官员更是如坐针毡。
在她看来，这是一种策略，她想让他们感觉到她的强硬。如果从头到尾对这些人没反应，她做不到，也认为不对，要给他们一个思考的理由，因为他们太麻木了，必须有人去刺他们，这也是她现在修行的一种方式。
在当地老板和官员的印象中，老马是一个很有修养的贵族，而李旻果，他们则一直怀疑是间谍。
当她谈起自己在城市中心建造3.5平方公里雨林公园的计划时，当地老板听了连连摇头，立刻口算了一笔账：光征地就要花去上亿元。这始终是一笔商人算不过来的账。而他后来更分析道，如果李旻果的雨林项目成功了，那么以前政府的决策怎么办？这是否证明大面积种植橡胶林就是错误的？
在云南提到橡胶林，总是充满了各种矛盾，这也是早已被贬义化的经济的缩影。
目前，云南天然橡胶种植面积占全国的37％，单位面积产量世界第一。由于天然橡胶综合性能好，用途十分广泛，曾和钢铁、石油、煤炭一起被并列为现代社会四大工业原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
2008年，《北京科技报》一篇《西双版纳：美丽因何不再》的文章指出，西双版纳在大面积种植单一橡胶林后，开始缺水。当地州气象局的长年监测表明：在过去50年间，四季温差加大，相对湿度下降，州政府所在地景洪市1954年雾日为184天，但到了2005年仅有22 天。
文章中，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研究员还指出，正是由于天然热带雨林转化成为了人工橡胶林，这一举措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改变，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区域气候改变。
同时，中科院勐仑植物园科研人员的研究表明，天然林每减少1万亩，就使一个物种消失，并对另一个物种的生存环境构成威胁。而且，单一经济林发生大面积森林病虫的隐患难以防范，橡胶白粉病、蚧壳虫病频繁发生。
热带雨林的存在，正是作为“地球绿肺”对于气候的意义，以及作为一座巨大的“药房”（美国癌症研究所发现治癌药物均产于热带雨林）、一个生机勃勃的整体对于人类的意义。
李旻果也一直认为，在热带，任何单一作物都是灾难，因为热带是一个物种极为丰富的地方，病虫害相当多，如果你不用自然的方法去控制的话，会出现许多后患，所以热带是不应该有大农业的，而热带农业和林业是分不开的。可现在，西双版纳海拔1000米以下几乎全是橡胶树（科研人员正在研究能适应更高海拔的橡胶树），以上则遍布着台地茶和香蕉林。
老马也提出过，橡胶种植可以用简单的经济学原理解释，产量越大，价格起伏就越大，农民的收入随着产量的提升在总量上增加，可边际效益却在缩减，因此多样化种植很重要，跟金融理财一样，产品多样化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盈利。
有一次，老马和旻果去调查的路上，由于前方修路，他们决定绕道，最后绕了3个小时都绕不出来，却见到了一路到处都是刚被砍掉和烧掉的荒山。一开始他们还在咒骂，可到最后却都说不出话来。
来自伊朗的Reza是生态学在读博士，在网上看到了关于老马的纪录片，决定来西双版纳参与雨林的研究，并加入了德国6所大学的联合研究项目“生命景观系统LILAC”。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原因，他很少跟当地政府打交道，平日更多地只是埋头研究。在他看来，再造雨林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情，政府能做的只是保护现存的林地，并增加当地植物的多样性。
李旻果认为，这就是现在的博士生跟上一代的区别，老马做的事顶现在的10个博士做的，他们属于有理想的一代人，并确实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
未来
橡胶林，橡胶林，还是橡胶林，在去布朗山的路上，这是最常见的风景。接着是碧绿的稻田里，农民在大量地喷洒农药，车窗不得不摇上。李旻果的树被人用刀砍得遍体鳞伤，因为这样比砍倒来得间接，树木会慢慢地死去。
护林的工头阿海已经干了7年，语言不通，跟老马没太多的交流，但却死心塌地跟着他干。他隐约感觉到，自己在干一桩大事业。以前老马来林子里，见到一片叶子就采下来，用手搓搓放入口中咀嚼，本是田野考察的行为在他看来很有意思。
老马去世的那天，他正在朋友家，听到噩耗后，“感觉天都塌了”，急忙骑上摩托冲过漆黑的夜去奔丧。之后的一天凌晨，他还在林子里见到过“一身白衣的老马”。
阿海手下掌管着50个季节工人，每年有3个月必须集体下林锄草，帮助幼苗生长。但附近村民放火烧山的现象太严重，给锄草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树被烧死之后，地变得更肥，而草也就长得更猛烈，只好5台割草机没日没夜地干，坏了修理好接着干。这是一场与时间的竞赛。
我们和李旻果上山的当天，远处林子里冒起了浓烟。如果在以前，她一定会跳上车去追查纵火的源头，可是那天她没动，只是安静地躺在那棵橡树边。
阿海赶到现场的时候，一个晒得黝黑的农民正在山下的水稻田里劳作，他承认自己扔了个烟头，一片林子就起火了，幸运的是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自己就把火扑灭了。一般的纵火事件总是这样，李旻果一开始种的几十亩林地就是被一群晚上回家看不到路的年轻人烧掉的，他们当时嫌黑，于是便点着了旁边的林子。
人类学家卡洛斯跟着旻果爬上爬下，穿梭在她和老马再造的雨林里，兰花谷里的珍稀兰花已经开花，一朵成活就能带动10朵的生长。卡洛斯年轻时候曾参与过在缅甸的对日作战，对于雨林十分熟悉，时不时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小雪茄猛抽。在他眼里，李旻果做的事情类似于朴门永续设计——这是一种能创造永续且循环不息系统的设计方式，以仿效大自然的设计为基础，巧妙利用了传统与原住民知识技术的洞见与价值，让传统和现代科技互助互补，透过完善的规划系统，创造出能适用于各式环境的永续的农业系统——也许这也是她未来需要走的路，可在中国实施起来尤其艰难。旻果说，天籽的存在就相当于雨林中的微生物，它们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做着一个你无法想象的工作，而且效率特别高。
为了能继续养护那片雨林，旻果现在不得不开始联系欧洲的朋友，他们手上传承了几座颇具历史价值的古堡，愿意让她作为中间人售卖给中国财富的掌管者们。
李旻果的外国朋友一直在鼓励她。从德国来的老朋友在昆明自费演讲宣传中医的新出路，到达那天的晚上他们一起喝了酒，在翠湖宾馆的酒吧里，李旻果几天里难得地笑容满面，而最后的问题也接踵而至。
“在你眼里，老马是个怎样的人？”
“他介于英国查尔斯王子和巴西农民奇科蒙德斯之间，他很亲近，但又与人们有距离，他是有灵性气质的理性人子。”
“现在替你撑伞的人去了，你打算怎么继续？”
“你想知道真相吗？他从来没为我撑过伞，他顶多是那根伞骨，伞上的帷幕是我做的。”
“但你似乎很少跟世俗打交道，例如政府。”
“一直都是我跟外界打交道，老马是不下山的，他是真正的隐士，偶尔有个政府官员来请他说说话，也是我翻译，我翻译的时候就把认为他说得不对的和太弱的地方调整过来，然后再传达出去。”
“但你以前不用为资金担忧？”
“以前跟国外的交流我从来不管，老马一个人负责，现在全是我直接跟他们交流，甚至包括谈判的部分。以前我只负责落地，现在从终端客户到我的土地我都得干。老马的交流技巧至少是一流的，但我比较直白。”
“你的资金来源是什么？”
“大部分是他的积蓄，一部分是LV买我们产品的钱，还有我们争取到的各大机构的资金。老马卖自己祖业的钱到我的账上只剩一半了，另一半被提前放到山上了，现在德国不景气，假如房子卖不出去，我们就要欠一大屁股债。老马把自己的所有保险都卖了种树，钱也早花完了。”
“你如何看待自己做过的事？”
“媒体把我们架高了，我们做的事并没那么伟大，‘英雄’这个字眼并不适合我们，我们只是在做每个人都该做的事情。当一个人非常专注、非常集中的时候，他的能量是非常强大的。可是现代人太分散了，把我们灵性的思考能力降低了，所以说不出来、干不出来，也感受不到这样的能量和信心，毫无疑问就无法理解我们为何这样做。像你是一个很大的机构，你就可以把很小的一个个体给湮灭了，所以我们才跳出来到这里来，但我现在回到城市是有准备的。我现在做很多商业的项目，不做的话活不下来，但跟以往没方向感是不一样的。”
“你对未来绝望吗？”
“我的境界跟10年前不一样了，我把所有的挑战都当成自己的修行，还有这些外国朋友算是我的空中支援，我会活下去的。就算最悲观，我待不下去了，我就把这些卖了去新大陆跟我的外国朋友住，带着两个孩子过神仙般的生活。”
“什么会让你决定放下这一切？”
“人是有债的，现在老马的债在我身上，我只是想把他的寓言再写明白一点，感化那些人。以前他们总是把它当成锦上添花的东西。我想做的事就是生活得更美丽，我绝对不会苟活，我一定会高调地去完成老马的事情。
“一个老马倒下，十个站起来了。方向我是有的，只是不知道从哪里做起，我要做更大的失乐园，大不了我就当墓志铭，周围再怎么造总有造完的一天吧，我大不了上山待着，以后我家就变成家庭公园了。我最怕村民动摇，但在有生之年，我是不会让人们逼到那棵橡树前面的。现在是末法时期，所有宗教都讲过这个概念，肯定是真理。我不了解老马这个人，他有很多谜不用告诉我，但我凭直觉知道他的谜底，他是一个非常缜密的谋划者，但他放弃了自己。”
吕植的生态经
“也许有人会说，人家消耗了这么多，凭什么我们不能消耗这么多？我不赞成这个话。不能说别人做了坏人，我知道了我还继续做坏人。这个不符合逻辑”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吕植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耶鲁大学森林与环境学院兼职研究员；世界经济论坛Global Agenda Council 成员，1999年曾被《纽约时报》誉为未来中国值得关注的6位青年人物之一。早年以研究熊猫出名，目前在为生态保护奔走。
有人说，吕植是世界上和大熊猫最亲近的人。这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教授，曾经自由进出产仔大熊猫的洞穴，甚至可以靠学熊猫妈妈的叫声，就让小熊猫爬到她的身上。
吕植从1985年开始跑秦岭，一直跑到2000年把野外观察的工作移交给她的学生，她拍摄的大熊猫照片曾登上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野外考察和生态研究也为她在环保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在走入藏区之前，她对环保的态度一直是悲哀的。
“以前做保护，虽然拼命在做、在呼吁，但内心是觉得有些失望的，因为所有人都是趋利的，没有人真正考虑几代以后的人怎么办。”她在自己的电脑上，点开了一个PPT文档。
那是3条迅速抬升又缓慢下行的曲线，分别展示了美国、日本、挪威3国人均GDP与单位GDP能耗的关系。在发展早期，人均GDP的增加伴随着资源的巨大浪费，而在某个“拐点”以后，能耗开始下降，GDP变得绿色起来。“这是库兹涅茨曲线，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拐点’会出现在人均GDP7000-10000美元的时候。”吕植解释。
中国仍处在迅速抬升的线上，但世界显然消受不起她以现在的能耗水平抵达“拐点”。“中国是没选择，不管这个事儿公平不公平。也许有人会说，人家消耗了这么多，凭什么我们不能消耗这么多？我不赞成这个话。不能说别人做了坏人，我知道了我还继续做坏人。这个不符合逻辑。”
有可能在没富裕的时候提前到达“拐点”吗？经济学家可能会摇摇头，但是西部很多民族地区、包括藏区的经验也许能够挑战他们。
吕植在1996年第一次去西藏，先是去了羌塘草原，又去了藏东南的墨脱、察隅，她发现藏区的动物不怕人，后来她又去了四川的甘孜州，这次的感受就更深：保护生态环境，对藏族人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这让她很震撼。她在秦岭考察时，当地老百姓总是好奇：“你为什么从北京来到我们这山沟沟里吃苦？”她回答：“熊猫好玩、漂亮。”他们不信。后来电视报纸报道了她，他们就理解了：“哦，人要出名，是要吃苦的哈！”回顾那一段，吕植笑笑：“没办法，这是我们文化里的东西，人们对简单的快乐不是那么信服。”
可是，在藏区，“你跟老百姓说保护野生动物，没有人问你为什么。”
用钱购买生态服务
吕植继续点击那个PPT。那是一张中国600个濒危物种分布区叠加起来形成的图，颜色越深的地方说明珍稀物种越多，“你可以看到最好的地方在哪里，说是最后的栖息地，一点不为过的。”
华北平原是秃的，四川盆地是秃的，长三角珠三角也是秃的，福建广西贵州只有零星的颜色，稍大些的色块分布在天山、阿尔泰山、大兴安岭、长白山，最大最深的色块则属于秦岭以及横断山脉。
一些动物的灭绝，会立刻对食物链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人类；另一些动物的消失，也许暂时还看不到什么“后果”，可是，正如远古人类无法想象基因工程对人类的作用，现在的人类也无法想象失去某种动物对未来的影响。吕植举了一个例子：鼠兔破坏草原，本是不受欢迎的动物，可是就发生过人们靠捕食鼠兔度过大饥荒的事情。“有些东西是储存在那里的。你不知道它对你会有什么用，好多时候事情是一个个的点，看似没关，但一旦时机到了，点就会连成线。”
佛教讲究因果，吕植说，在这个层面上，科学和宗教没有区别。“大家都是在发现真理，只是发现的方式和推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从我的角度，我只是想保存更多的东西在这里。”
动物只是生态元素的一部分，另一张图展示了2000年到2009年中国植被指数的变化。图表根据卫星遥感测得的叶绿素浓度绘成，“为什么要从2000年开始？因为国家从1998年开始停伐了，所以2000年是个重要的年份。让我们看看到底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大兴安岭正在显著地变坏，川滇藏、华南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只有中部的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的叶绿素浓度在增加，可是人们都知道，那里是没有森林和草原的，增加的只是庄稼而已。
“中国和西欧、美国不一样，欧美是整个儿毁掉过一遍，你看德国的黑森林、美国绝大部分森林都是被砍伐光了然后恢复起来。中国能保护起来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地形多山，并不是我们更仁慈。这也是上天的意思吧，大概。”吕植说，他们选择保护的是中国最好的地方——西南山地，而这一地区大部分属康巴藏区。
因此，吕植和她的团队“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一个生物多样性民间保护组织，希望为政府或者市场设计一套方案，“让他们的钱按更贴近生态保护需要和社区群众需求的方式去给。和老百姓签协议，比如说原来的拨款可能是给到林业局就没了，现在这个钱要直接给老百姓，而老百姓要做什么东西，在协议里也界定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合同制，实际上就是要用这个钱来买你的生态服务。”
准确讲，这套方案并非为藏区而订，其中的经济激励因素也很明显，但是藏区民众对自然的慈悲心的确启发了吕植，“夏勒博士（世界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学家）以前对我说，保护最终要靠人心的改变，当时我年轻还不理解，总觉得应该用科学的办法，或者靠政策法律。现在看保护成功的地方，都是人们想保护了，而为什么想保护，不是功利的原因，或者说不是现实的功利或者物质的功利。”
“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怎么样让老百姓成为保护的主要力量。”她说。
宗教力量的环保
李晟之10多年前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吕植，那时他并不知道吕植的事业，当晚回家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了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的报道，吕植位列其中。第二天，李向吕问起，吕开始没说话，后来很不好意思地说：他们让我拍了一张照片给他们……
“她以前是一个害羞内向的人，为了做公益练出来了。”李晟之说。
后来李和吕成了WWF（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同事，“我当时还在四川社科院，1990年代我们那拨做NGO的人大都是从科研单位出来兼职的，因为爱好，人也比较闲。”现在，李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野外项目总监。
2000年左右，李晟之开始听到吕植谈论藏区，到了2003年，吕植成为CI（保护国际基金会）的中国项目代表，“做国家代表，就有了很强的自主性，后来她就提出了神山圣湖保护项目。”
2004年10月，实地调查开始。6个调查组历时一个月，调查了甘孜州的德格、丹巴、理塘、雅江、道孚、乡城6县的74座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寺庙，共获得68座神山和6个圣湖的地理数据信息。据测算，神山圣湖的面积约占所调查区域幅员面积的 51%。
李晟之说，这次调查主要有三大发现。第一，85%的寺庙都在不同程度上做和环保相关的事情，20%的寺庙即便按照现代定义的保护区的标准看也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发现，寺庙保护完全可以和我国保护区制度相对接，甚至，连分区管理（按保护力度分为核心区、试验区、限制区等等）的方法都是近似的。此外，“我国的保护区一般是缺人缺钱，但当地寺庙就可以实现低成本保护。”第三，则是发现寺庙的保护也需要一定支持，“他们会在内地买很多鱼，运到藏地放生，可是大多数鱼不适应藏地河湖，放生等于放死。而且，外来物种也可能危害本地物种。”
为了“脱敏”，李晟之一般不直接和寺庙打交道，而是通过地方林业局联系，“牺牲一些效率也值得”。他认为现在的一个问题在于，当面临开矿等外来威胁时，当地老百姓的保护行动是否能够得到国家支持。
有总比没有强
雅江位于康定和理塘之间，是川藏南线上的一座小城。荣燕2008年旅行来到这里，从县城去扎嘎寺的路上，原始森林保护得非常好，后来荣燕认识了扎嘎寺的云登彭措仁波切，才知道1980年代末期，雅江也有过一段疯狂砍伐的时期，“那时佛爷就不让他们砍，还和森工企业打过官司。”
今年年初，荣燕回到雅江，身份由户外爱好者变成了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驻雅江“人兽冲突”项目的志愿者。在吕植倡导的“协议保护”项目支持下，甘孜州格西沟自然保护区与雅江县下渡社区及周边社区合作，将组建一支反盗猎巡护监测队伍，通过反盗猎队伍的巡护监测活动来阻止外来人员盗猎大绯胸鹦鹉。而荣燕的任务就是协助项目合作伙伴开展工作。
“这里的动物真是聪明啊！”在雅江工作半年后，这位来自天津的女孩子笑着感叹。猴子会溜进人的房间，除了热水瓶和电器不碰，把其他东西都翻个底朝天，黑熊甚至会利用木头翻过电网，跑进厨房里自己拌东西吃！有一段时间，藏族老乡反映黑熊频频下山破坏庄稼，“他们认为是黑熊多了，可是我们调查发现，不是熊的数量增加，而是山上的浆果变少了，它们食物不足，才下山与人争食。”
科学的监测只是一方面，他们还计划建立一个“人兽冲突”基金，用于赔偿野兽给当地百姓造成的损失，与此同时，当地人也要承诺保护动物。“这个问题国家解决起来很困难，”李晟之说，“一来没有那么多钱赔，二来不好界定损失。我们在探索引入第三种力量，比如寺庙。藏族老百姓是不对寺庙撒谎的，这就解决了诚信取证的问题。”
3月的时候，下渡社区搞了一次巡山的突袭活动。组织者在极短的时间内通知乡民进山巡逻。“就是为了防止内外勾结。”荣燕说。结果人们果然在森林里发现了大量用于捕捉野生动物的猎套。
5月是虫草季节，在老百姓举家进山挖虫草之前，社区又开了一次会，讨论协议保护中村民应尽的义务，颇有趣的是，维系契约的一个因素是发誓——在信仰佛教的藏区，是很少有藏人把发誓当作儿戏的。
荣燕说，她毕业后本想留在天津教书，后来从青海支教，一直到四川做NGO，慢慢地也习惯了远离城市的生活，“我觉得现在城市也不需要我了，那里有那么多人比我更需要那一个工作。”
最后，吕植点了一下PPT，电脑画面回到了最初：几位藏民走在原始森林之中。那些大树都需要两三人才能合围，这是甘孜州丹巴县境内的一座神山。
她承认，随着“协议保护”范围的扩大，可能会动一些别人的奶酪，但是，“我们的逻辑是很清楚的，就一步步来吧。我们很有兴趣看看，这个东西到了政府手里，走程序会变成什么样。有，总比没有强吧。”
淮河卫士霍岱珊
“我现在开始更多的是用乐观的态度去看，要做幸运环保人。因为，老百姓的公民意识觉醒了。在凤凰卫视的一次节目中，淮河岸边的一位村民，就提出要向那些排污的企业索赔，这在以前无法想象”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南京
霍岱珊 河南沈丘人，“淮河水系环境科学研究中心”（简称“淮河卫士”）的创办者，2007年度“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揭露和防治淮河流域的水污染。
淮河，这条中国投入最多、开展污染治理最早、承载着全国1/6人口的河流流域内，有一群为她的污染治理而努力奔走的人们。57岁的霍岱珊，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最近，人称“老霍”的他有些焦虑。
先是“淮河卫士”的生存有问题——缺乏经费，吸引不来人才；再是已经31岁儿子的婚姻大事，在河南沈丘，这已经是一个很急迫的年龄了。
两件事萦绕在心头，这个有些瘦小的中原汉子，“能吃能喝，但就是心累！”
作为1998年辞职、全心为淮河奔走的老环保人，老霍为淮河的污染问题，用嘴、图片、文章和行动呼喊了10多年，牵进去两个宝贝儿子，连一直持反对意见的老伴，也最终被他说服。
可烦心的事依然没少——“没钱，小儿子婚礼办得不够风光，到现在有了孩子了，媳妇想起来，还会嘟囔几句。”
最重要的，当然是淮河的污染，“比前几年好些了，但问题依然很多。”老霍苦笑着。
变形的鱼
5月14日，接到记者电话的时候，老霍在收拾行李。17-19日这两天，POPs（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论坛在南京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就POPs展开研讨，有NGO召集他们一线环保人前来交流。
沈丘没火车，老霍只能坐汽车——早晨5点多就出发了，晚上7点多到，一路颠簸了10多个小时，可下车洗把脸、谈起环保和淮河治污问题，他又是精神抖擞：“没事，精神着呢！”
为了大会发言，老霍特意准备了PPT，完全自己写的，真是有点难为人，已经快60岁的他，原先不大懂电脑的。
没办法，日本之行的教训太深刻。“玩笑都开到了国际上。”老霍说。那次，他受邀到日本讲淮河的治污，事先，他让别人帮忙做了PPT，演讲时，才发现忘了怎么用，只能“脱开PPT自己讲”。
这次来南京，老霍没再犯同样错误。他熟练地给记者演示PPT，上面有好多张让人触目惊心的照片。河流中受到污染后生长的变形鱼。
“有些活体看不出它已经变形，但你解剖后对比，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它的脊椎骨变形了，都是二恶英、POPs惹的祸。”老霍叹了口气。
很早以前，老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苦于找不到合适标本，后来，找到了，而且还捉了几条活的，养在了家里，用来对比着“试验”。
在饭馆吃鱼，老霍就有些感慨：“在我们老家，我不吃鱼的，水都遭到污染，鱼还能好到哪里去呢？”
很多人不了解情况，照样吃得不亦乐乎。一次，老霍在淮河边拍污染的照片，看一些村民拣死鱼，他很难过，给人解释半天，才最终让那些恋恋不舍的村民，将捡到的受污染死鱼扔了。
苦涩的梦
老霍是河南沈丘人，在淮河最大的支流——沙颍河边长大，天天喝沙河水，“老家距离河边不超过500米”。
和一般人相比，老霍对于淮河多了层熟悉，也多了层敬畏——四五岁时，大人不在家，看到哥哥在河里游泳，他也想去，“迷迷糊糊的，不知怎么就到了河中间，很快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一个老大爷救了他，醒来的时候，发现奶奶在眼前哭。这种生死攸关的体验，似乎把他的魂留在了河里，后来，奶奶曾把他带到河边“叫魂”（当地农村的一种迷信说法，认为孩子落水了，魂也在水里，应该喊回来）。
直到现在，老霍的游泳水平还只限于狗刨，但那段与淮河“亲密接触”的经历，还有奶奶告诉他“沿着沙河到老家就不会迷路”的叙说，给了他深刻印象，让他对于淮河，多了层神秘感。
渐渐地，老霍长大了，当兵、工作、成家、生子，河流也在悄悄发生变化——“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
1980年代，在当地乡镇机关工作的他爱上摄影，成了《民族画报》的特约记者，拎起相机，想去拍些淮河风光的照片。
到了河边，他发现，能拍到的只有污染了：黑压压的人——在捞死鱼，不需要任何工具，徒手抓——死鱼漂得到处都是，臭气熏天。
他的心中升起一丝不安：河水应该是清澈的，以前捧起来就能喝，现在河水黑得像酱油，这样下去，未来会怎样呢？
又过几年，更触动他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少年时候的一个伙伴，姓倪，在当地任镇长，为人刚直，支持他做环保事业，结果，老霍事业还没成功，这位伙伴却病倒了，身高一米八几、声若洪钟的汉子，最后瘦到皮包骨，去世了。
这件事情长久地闹腾着他，直到知道了事情的根源——水污染。那是一个现在已人尽皆知的村子——黄孟营村，从1991年到2005年的14年间，村里死于癌症105人，占死亡总人数的51.5％，病因大多和污染水有关：食道癌、胃癌、肠癌……
霍岱珊以这个村庄为题材，拍摄了《污染造成肿瘤村》的图片，获得由中宣部、环保总局等主办的“环境警示教育图片展”大奖。
在一个电视台的采访中，老霍透露，他有6位亲人的死，都和淮河的污染有关，每一位都饱受磨难。
在1997、1998那两年，他经常做噩梦，常见的是“裸露着骨头的鱼，在那里游啊游啊”，弄得他整夜心神不宁，像掉了魂。
“后来，走上环保这条路，这些梦不出现了，很奇怪。”老霍还给记者讲了另一件神奇的事——前不久，他在淮河边拍照片，发现了一个极其类似中国地图的污染团，“一晃一晃的，很快就不见了”。
从一个人到一家人、一个组织
最初的环保之路无比艰难，没人理解老霍，包括他的家人。而他可用的手段也简陋至极：一部破旧的照相机，加上两条不知疲倦的腿。
1998年，因“一心不能两用”，老霍从《周口日报》摄影记者的位置上辞职，开始沿着淮河行走，走过了20多个县市，共计4000多公里，拍摄了15000多幅有关淮河流域水污染的作品。
这包括闻名于世的《花朵拒绝污染》——1999年，国家有关部门宣布，淮河治污已取得初步成效。而距离其最大支流沙颍河不足百米的一所中学里，老霍发现，坐在教室里听讲的孩子们，为了抵御河水臭气的侵袭，竟然都戴着口罩上课，有的还戴上了墨镜。
他震惊了，按下了快门。
这张名为《花朵抗拒污染》的照片，让社会各界对环保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引起了人们对水污染的关注。2000年世界环境日，中央电视台特意邀请了照片中那位戴着口罩上课的小姑娘乔佩冉来讲述水污染给人们带来的灾难。
媒体的报道让老霍在当地出了名，一些人也开始将他当作眼中钉。
一次，他在一家工厂排污口拍完照片，骑着自行车晃晃悠悠往回走，不想，从后面赶来几辆车，下来3个身份不明的男子，二话不说，先把相机砸了，再对老霍一阵暴打……
还有似乎无处不在的监控。
2005年前后，老霍在沈丘县城的家门外，“常驻”着一辆吉普车，跟着老霍的生活节奏“上下班”——老霍一出门，吉普车就跟着走；他们和记者联系的短信，有关部门曾经炫耀似的，当场一字不差地念给他们听……
为了不在“显微镜”下生活，老霍花了好长时间查找家中的一切，看是否有窃听器和针孔摄像机。甚至于，儿子从朋友那儿拿来小LED手电筒，他以为里面有针孔摄影机，砸开看，还找到证据似的拿给儿子看，让人哭笑不得。
这种近乎宗教般的狂热与执着，感动了两个大学毕业的儿子，他们一个在郑州从事平面设计，一个在东莞从事美术设计。原本应该有各自的人生轨迹，因为老霍，他们也走上了环保志愿者的路，当起了老霍助手。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老霍说，两个儿子回来后，他再没遇到挨打的事，感觉危险时，父子仨一块儿行动。
“顽固”的当然是老伴——搞环保，老霍花光了积蓄，而且，连为两个儿子操持婚礼的钱都没有，还夹杂着被打和威胁电话。老霍说他能理解老伴，“是谁老婆都会抱怨”。最终，随着开明儿子倒向他这一边，家中力量对比发生改变，环保，成为一家人的事。
2003 年，老霍成立了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主要是到北京看了那些NGO后，觉得一个人闷头在河南干不行，得有个组织发动公众参与，环境问题不是一个个人英雄能解决的。”
现在，“淮河卫士”已经有近10名正式工作人员，一两千名的注册志愿者，在沿淮河800公里范围内，有了8个工作站。
“莲花模式”、桐柏的“互动”
2009年5月7日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刚结束，是关于“梅花味精”污染的报道，老霍的手机响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老霍啊，“梅花”现在所做的事情，很多都是我们做过的，如果不是你对我们进行监督，给我们压力，估计现在就像“梅花味精”一样，面临很大的压力，很被动啊！
打电话的人，是莲花味精集团环保部的负责人。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
早年的莲花味精是淮河上出名的排污大户——每天排放污水12万吨，接受过罚款，还是偷排。
为此，老霍常上门去“找茬”，双方关系搞得“很不愉快”。在这种“监督与被监督”的“斗争”中，彼此日渐熟悉。
2005年，日资撤离，企业领导班子大洗牌，中方负责人找到老霍，就NGO和企业的环境利益一致性达成共识，决定接受公众监督，践行企业环境责任。
其后，莲花味精改变生产工艺，制造1吨味精从消耗37吨水到耗水4吨左右即可，废料还进一步处理，加工成复合肥，一年盈利2000多万元，实现了循环经济。
老霍的“淮河卫士”，更是富有创意地在莲花味精污水处理厂门口放置了一块环境信息公示牌，标注出每天的排污信息。
这种NGO与企业互动，而且达到双赢的案例，被称为“莲花模式”，老霍说，那一晚，他接到那人的电话，心里非常欣慰。
2009年4月，他又组织了由媒体、人大代表、志愿者、普通民众等组成的考察团，对淮河源头桐柏县境内的生态现状实地考察，求证是否发生大面积偷盗林木、恶意烧山等破坏行为。
考察团看到被疯狂盗伐的林木，看到利益链条上的烧炭者，更看到了当地政府对于毁林现象的视若无睹。于是，《林之殇——桐柏县林木盗伐调查》、《斩首淮河》等重磅文章接连出炉。
桐柏县坐不住了——县委、县政府召开联席办公会，成立由县长任组长、县委副书记任副组长的“深化整治林木盗伐现象领导小组”，展开为期100天的集中整治行动。
后来，桐柏县一个副县长带队，带着人，专门跑到沈丘县，来和老霍交流对环保问题的看法。今年环境保护日前后，老霍说，桐柏县还打算在他们那儿召开一次淮河源头生态治理的研讨会。
“能和当地政府有这样的互动，已经很不错了。”老霍说，他遇到更多的情况是，两头——高层和老百姓——热，中间冷。
2007年，他获得了“年度中国绿色人物”，拿到奖杯，兴冲冲地跑到河南省环保厅，要知道，这个奖可是环保总局发的啊，没想到，一个接待他的处长迎头泼了一盆冷水：“公众参与好啊，可也要实事求是……”
现实与困境
做环保事业，他经历了太多的挫折与困惑。有一次，他和著名的艾滋病防治人士高耀洁女士聊天，俩人都提到，最无助的时候，都曾一个人坐在河边的大石头上哭泣。
当然会有惊喜的时候，比如当年和原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的合作。
那一次，老霍的报告，让解振华亲自到了河南，视察淮河流域的污染。当地政府的对策是，花巨资购买清水将污水冲走——解振华刚离开的当天夜里，工厂就恢复排放污水。
老霍要求检查组再杀个回马枪，可风声走漏，排的污水又被换成了清水。后来，心思细密的检查组长长了心眼，折腾了几个来回，终于在排污口发现了证据，最终开出一张一千万的罚单。
媒体评论说，也是从那一次开始，“霍岱珊咸鱼翻生，结束了环保英雄惯常走的悲情路线”。
但现实的生存，远没有媒体的报道那样令人让人热血喷张，为了在淮河岸边的村庄建生物净水设备，老霍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积蓄，还有那8个工作站，每一个都需要钱，没人知道经费从哪来。
2009年，情况似乎有些好转，先是“清洁饮水救助”项目获得“康师傅水创意公益提案竞赛”一等奖，奖金25万元人民币；紧接着“莲花模式”又获得了第三届“SEE·TNC生态奖”二等奖，奖金6万元人民币。
为了这些项目的申请，老霍不停地将申报表一次再一次地修改，“SEE·TNC生态奖”的申报书，修改了5次——村民们不太会写项目申报书，“淮河卫士”是这个项目的总协调，又不能代替村民写，况且，老霍自身文化水平也不高，只能“和村民一起商量一起写，大家一块成长，一块学习”。
这是一个繁琐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河南太闭塞，NGO不发达，不像那些大城市里，有很多高素质的志愿者，很多事情只能自己做，于是就很累。不过，老霍依然保持着乐观，他说，现在他不想走以前那种谈起环保就很悲情的路线了。
“我现在开始更多的是用乐观的态度去看，要做幸运环保人。因为，老百姓的公民意识觉醒了。比如在凤凰卫视的一次节目中，淮河岸边的一位村民，就提出要向那些排污的企业索赔，这在以前无法想象。”老霍说，虽然快60了，他不打算退休，因为，不搞环保对他来说，“意味着痛苦”。
张正祥 滇池守望者
滇池，以及因滇池收获的名誉，成为60岁的他唯一的拥有
本刊记者 陈彦炜 发自昆明
实习记者 刘星
图/本刊记者 大食
戍守滇池30年
张正祥不止一次受过伤，却如同急行军般冲在我前面。他跃过观音山上的小土坡，毕恭毕敬地跪倒在嵌刻于天然石壁间的龙王像前，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如果有谁胆敢再破坏滇池，你就报应他、消灭他，天打雷劈再五雷轰顶！
他吐沫星横飞，溅在“龙王”身旁的一副对联上：水下灵源谷士女，石边利泽沛桑由。张不懂其意，但笃信这是几百年前的老祖宗敬畏水源、祈求调顺的见证。
“可现在这帮乌龟王八蛋啊……”张正祥又骂上了。他顺势指了指峭壁下的大龙潭里深不见底的清水，告诉我这下面就是暗河——滇池的水源地之一。说罢，他指尖旋转180度，再微微往上倾斜，朝向山巅较为平整的一方土地：“香港大老板要在这里修‘维港湾’，是有钱人住的大别墅，度假村呐！水源一毁，滇池就不是被污染的问题了，而是直接就枯掉啦！”他的声音大得让人耳膜发烫。
这个就要变身“维港”的地方，本是不折不扣的山村，涉及昆明碧鸡镇观音山村、林场村和白草村辖区，有上千亩水田、耕地、果园和林地。早在1998年和2004年，港资地产商就分两次对上述区域“以租代征”。目前，仅林场村就有27户居民遭遇拆迁，拆迁理由如此冠冕堂皇：本村在滇池保护区内，必须“四退三还一护”（退田、退塘、退房、退人，还湖、还湿、还林，护水）。
村民们怒不可遏：世代居住在这里，活生生被赶了出去，还扣个“环保”的大帽子；而环保“保”下来的，将是一座辉煌的旅游度假山庄。
这几年，张正祥隔几天就上山转悠一圈，有时独来独往，有时带着记者、作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学生、NGO、民间环保人士也常与其为伍。他坚持“不厌其烦、不断上书、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最终换来了昆明市长张祖林近日的一纸批复：“令人发指和担忧”，强令“一个月之内迅速纠正”。
被当地不少人叫作“疯子”的张正祥，第N次获得胜利。
“骂我疯子，已经是最小的打击了。”张正祥以此自嘲。2001年9月，为阻止矿主在滇池边的西山上采矿、破坏植被，他只身前往拍照取证。矿主一辆没挂牌的重型卡车径直朝张撞来，结果，他几窍流血，右手粉碎性骨折，右眼近乎失明。彼时，从他身边经过的采石车队绵延一公里，没有一个人下车救援。几天后，他又因逃避另一起追杀，躲入毒蛇盘踞的山洞，并转而躲藏进矿山滑崩的裂缝中，如“妖精一般”。
就安生了一个农历新年。第二年，他见情况毫无逆转之势，便发誓要用捡回来的半条老命，与矿主们争个你死我活。他几进京城上访，一直闹到了国家建设部和环保总局。和这次“维港湾”战役的结局一样，张以拿到“第三次滇池风景区土石矿点封停”的红头文件收场。当然，他也再度付出骨碎身残的代价，恐吓、买凶、投毒，接踵而至。讲起自己的经历，他就像个武侠传奇的说书人，没有惊堂木，他就重重地跺几下脚。
张大侠剑走江湖30年，告倒过至少160家向滇池排污的企业，近40家采石场被他革了命。这几年，他又将刀枪对准了新兴的度假地产开发商。与“维港湾”遥相呼应的“彩云湾”，距离滇池不到10米，计划投资5个亿，欲建顶级奢华休闲之所。在他的“上蹿下跳”后，项目被勒令停工。早被夷为平地的山峦深处，空留着几块鲜丽的广告牌。
看着自己的战果，他把头昂得老高。滇池，以及因滇池收获的名誉，成为60岁的他唯一的拥有。
偏执的背后
抛开那些愈发光芒万丈的头衔，张正祥就是个偏执，并有些张狂的农民。或者说，就是个浸淫在悲惨世界里长大的男人。
5岁丧父，两年后，母亲又携两个弟弟远嫁。他开始吃“百家饭”，后来就靠在滇池边钓鱼捞虾、挖野菜摘野果维持生计，住在溶洞里，喝的是滇池水，还有西山上的甘泉。“饿极了，就伸手去抓只螃蟹，活生生地吃下去。鲜美得很。”他现在逢人就说，自己守卫滇池是在“报恩”。按照他的逻辑，滇池是真正意义上的父母。
这种罕见的报恩心态，在日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逐渐演化为报复。谁打滇池的主意，我就报复谁。你能让滇池成为你财富的源头，我也能让滇池成为你财富的坟墓。
因为受不了这种“报复”，张前后两任妻子选择了离家出走，反过来报复他。1980年以前，张正祥就已经依靠养猪，迅速地发家致富。据他自己讲述，“我的猪吃的都是滇池里的鱼虾，是吃海鲜长大的啊，能不卖个好价钱？”其收入的绝大部分，被用作了防治蓝藻。当时，滇池的污染崭露头角，成片的蓝藻若草坪般浮起，油汪汪的；鱼虾一堆一堆地飘在湖面，腥臭味刺鼻，“苍蝇、蜥蜴全跑来了”。钱花光了，蓝藻死灰复燃，老婆却跑了，撂下一句话：“环保不是你搞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农民。”张正祥不吃这套，走得比她还快。
第二任妻子的离去如出一辙，独子还被屡屡上门的追杀吓出了精神病，至今仍住在昆明小屯的疯人院中，与世隔绝；3个女儿，也因父亲结怨太重，相继失踪、出走，再无音讯。
他并不喜欢说这些痛楚，他愿意讲他的光荣：坐飞机去给大学生讲课，到中央电视台领奖，成群的志愿者对“张老师”前呼后拥。没上过学的他专门总结出一套文文绉绉的书面语，谈及滇池，张口就来：“我心中的滇池，那是——春的天地、绿的世界、玉的湖泊、花的海洋……”
我是有尚方宝剑的
人物周刊：我注意到，你现在去滇池，都自称是去“巡视”。这是个带有执法性质的权力字眼。
张正祥：我有资格去巡视的。全国人大评我是“中国十大民间环保杰出人士”，发我一块大大的金匾。他们说，你扛着这块金匾去保卫滇池吧。我是有尚方宝剑的。我又是“感动中国” 人物，这个就更大了。那年，邓小平夫人卓琳也是在“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的时候，观众为她鼓掌两次，我是7次，你说我有没有权力？权力大不大？
人物周刊：你所谓的“尚方宝剑”，只在滇池亮剑，还是可以横扫中国？
张正祥：我要去保护西双版纳，要去保护澜沧江、长江、珠江，还有武汉的东湖、四川的邛海。要扩大范围了！
人物周刊：我发现你热衷于去讲课，但地域选择上喜欢去外省。为什么不喜欢在云南讲？
张正祥：本省没有多大意思了，你看嘛，他们明明知道事情的真相，还需要我来讲什么呢？讲了你没有兴趣，你知道滇池就在你面前，怎么污染的你也知道，我再讲这些，还有味道吗？
人物周刊：有人跟我说，你拒绝去云南大学办讲座。他们请过你不少次。
张正祥：云大有一个专门搞环评的工程。地产老板要在滇池边修一个彩云湾别墅区，请他们去做环评，他们就说那个地方不是滇池，也不是景区，更不是水源保护区，它就是一个大环山，完全可以搞房地产、搞旅游啊。我说放屁！专家专个屁，我看你是砖头的砖、赚钱的赚。不去，我看不起！
人物周刊：从你的言辞及手势，看得出你很有斗争性。搞环保，你觉得要怎么个斗法，跟谁斗？
张正祥：要敢跟官斗，敢跟老板斗，没这两个胆量你搞不了。
人物周刊：你斗过什么官？
张正祥：某些省长我都斗过。国家要“退耕还林”，拨款啊，他就用这个钱去毁林，然后迁地再造林，造假林，好地他可以卖大价钱。我就去检举，去北京。
人物周刊：有同行告诉我，你经常去北京的。有多少次了？都去些什么地方？
张正祥：少说几十次了吧。第一个就是要去中纪委，跟官斗嘛。然后会去最高检、环保部、建设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我都去过。
人物周刊：哪里最有效？
张正祥：这么多年了，反映问题还是找媒体最有效。
人物周刊：除了去北京，在地方举报有用吗？
张正祥：没用！现在我不跟地方讲这些情况。在地方举报后，发财的是贪官，高兴的是老板，倒霉的是我。我把举报信拿给地方部门，举报某某某，他们就把信转给被举报的人，说，“张正祥来告你了，怎么办？”他能怎么办，就带着洗桑拿吧，玩小姐吧，赌博吧，都是当官的赢，老板输，就换来了一沓人民币。老板继续挣他的大钱。
人物周刊：主要跟什么样的老板斗？
张正祥：以前，是跟滇池附近的那些个矿产老板（斗），有58个开矿山的，我都战斗过。现在呢，我主要跟那些个房地产老板斗。我不怕他们。
人物周刊：我刚才绕所谓的“滇池度假区”一圈，发现建了不少主题公园。这些对滇池的污染及地下水的破坏有多大？
张正祥：这些是致命的。你看那个“民族村”，当年，西山上一片机器声，“轰隆轰隆”，把很多暗河都炸垮了。炸垮了暗河，水功能就解除了，滇池就失去了自然净化的功能。污水滞留，泥沙淤积在江道，滇池的水质就成富营养化了，大量支撑着蓝藻，蓝藻一爆发，滇池就完蛋了。一个美丽的滇池，就变成一个臭气熏天的死湖。
人物周刊：这里的高端酒店，特别是高尔夫球场，比我3年前来的时候，又多了不少。
张正祥：那些高尔夫球场基本上是老板、贪官使用的娱乐场所。他吃的很多了，但是体质很差，就需要一个高尔夫球场，来锻炼。这么个场所是为有钱人服务的，破坏了我们穷苦人的环境。球场大量使用水淹，这必须不断抽取滇池的地下水；而为了绿油油的草，又必须用大量的化肥。地下水资源是有限的，你抽到地下水体空了，含水层空了，最后这个地层就会陷落、沉降。
人物周刊：官方称，建这些是为了发展旅游。云南毕竟不富裕。
张正祥：滇池的水都臭了啊！游客们跟我讲，他们最喜欢的不是酒店，不是民族村，也不是温泉高尔夫，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原生态的滇池——谷幽泉美，鸟语花香，一片海菜花。滇池不仅是你昆明的，实际上是全国的、全人类的。不是说你这个官在滇池边，这个滇池就是你的。
对公众是有功，对家庭是个罪
人物周刊：刚才路过精神病院的时候，你像变了一个人——埋头、疾步、寡言。我知道，那里面住着你儿子。
张正祥：我痛苦，（沉默良久）特别痛苦。
人物周刊：痛苦有用吗？你要去斗，斗来了滇池的片刻安宁，却让你家破人疯。
张正祥：我对不起他们。我牺牲了我的家庭，我对不起他们。我永远赎不回我的罪。
人物周刊：你承认自己有罪？
张正祥：对公众是有功，对家庭是个罪。
人物周刊：你有后悔过吗？
张正祥：现在后悔也没用了。因为环保是个大机器，一旦启动了之后，就停不下来了。如果你要是停下来，那么就是说你什么都没有了。你不停下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好的名声。你一停下来，好人也说你坏，坏人也说你坏，你就完蛋了。
人物周刊：名声，现在成了你的全部吧？
张正祥：它比金钱还重要。如果一个人没有好的名声，他在世上，就是一个废物、一个垃圾。
人物周刊：我看得出，你很享受名誉带来的光环。冒昧地问，现在你做环保，是为了维系这个光环，进而得到更大的光环，还是在坚持着什么？
张正祥：我也不是说，我一定是为了这个名声，才做这个工作。我说过，我是孤儿，我是吃滇池里的东西长大的，滇池是我的母亲。人的母亲道德败坏了之后，都可以不要她的子女，不要她的丈夫。但是这个母亲，任何一个人它都不会遗弃，它会忠实养育你。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我绝对不可以不要滇池。没有滇池，就没有我的生命，我的环保，我今天的一切。
人物周刊：我再冒昧一次。你的文化不高，受的教育不多，也不是搞这行出身。但你却敢在保护滇池或者说在保护水资源方面与众多著名专家、学者，以及职能机构的官员叫板。你的底气来自哪里？
张正祥：我的底气在于我什么都不相信，我只信科学。我不管你这个人是美国来的，还是英国来的专家。狗屁！我只管一个，生态环境的好坏，不是由专家说了算，而是由这个生态链的动植物说了算。现在，滇池的海菜花没了，金线鲃没了，西山很多原生态的景观消失了，这就能说明滇池是受到破坏了。
人物周刊：做了20年环保，于你个人而言，最大的阻力来自哪里？
张正祥：地方政府，还有原来的矿老板，现在的房地产老板。
人物周刊：你打算坚持到什么时候？
张正祥：我坚持把这几个大的地产开发项目告停，不让它搞。我要让滇池恢复到从前那个生态，草青、湖绿、鱼遨游。
人物周刊：这一天会到来吗，遥远吗？
张正祥：如果有人支持我，完全可以实现。
人物周刊：现在有谁支持你？你需要谁来支持你？
张正祥：全国的媒体在支持我啊，大学生在支持我啊！还有，现在云南的一些老干部，也站在我这边了。我需要地方上一些官员也来支持我，等我把这个房地产叫停了以后，就大量地造林，让整个西山整个滇池下全部地绿起来。
人物周刊：我注意到，你给玉树捐了1000块，但云南大旱，你一分没捐。
张正祥：是的。云南旱灾不是自然造成的，是人为造成的。为什么他们要毁林？贪官在毁林，老板在毁林，村民在跟着毁林，水干了，自找的。我就不给钱，哪怕是我的老乡，我也不管。
秦大河 气候真相的讲述者
秦大河和他的伙伴们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价值在于：告诉世人更多的关于气候的真相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北京
秦大河 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曾任中国气象局局长。2008年，获得国际气象组织奖（IMO奖）。此奖项享有“气象诺贝尔奖”之称，每年只颁发给一位在全球气象、水文和地球物理科学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士。
在总统竞选中落败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2007年12月10日的挪威奥斯陆，或多或少挽回了一些颜面。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来自于他多年在环保领域的不懈呼吁。早在1994年，戈尔给一本1960年代出版的著名书籍重新作序时写到：“1964年春天，蕾切尔·卡森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仅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
以戈尔为主角的环保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重新激起了自《寂静的春天》以来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人们重新定义并检讨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不是用以征服的对象，尊重自然才是常识。
戈尔并不是当年诺贝尔颁奖现场的惟一获奖者，和他一同分享诺贝尔和平奖的还有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IPCC从5000多名参与工作的科学家中遴选出的25位代表出席了颁奖典礼，秦大河是其中的一位。IPCC获奖的理由是：“由于努力构建和传播人类活动气候变化的知识，并且为提出防治气候变化的措施奠定了坚实科学基础”。
IPCC要做的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在几千个科学家、外交家和政治家之间达成共识。他们于1990、1995、2001和2007年先后发布了4次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每次报告都是由全世界众多的科学家历时数年才得以完成。作为中国冰冻圈与气候变化学科领域的科学家，秦大河从1995年起参与了这项工作，并作为主要作者承担了第三次评估报告中气候变化与海平面升降的科学评价。在第4次评估报告中，秦大河的工作更为重要，他是7人核心小组成员之一和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第4次评估报告以比过去更准确更充分的观测资料对气候变化给予全面表述的同时，明确肯定目前的全球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
“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可以分为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两类。前者指的是日地关系以及气候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与反馈过程，比如太阳活动、火山活动以及海洋、大气、陆面、冰雪等相互作用。后一类是由于人类活动，如化石燃料的燃烧所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当中，增强了地球的温室效应，从而引起了全球气候的变暖。”秦大河说，“我们重点探讨的是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
秦大河所言的人类活动始于1750年。这一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工业时代的开始，标志着大量化石燃料的焚烧及各种气体的排放。多年以后，人类的活动导致了卡森所描述的没有鸟儿叫的“寂静的春天”。
秦大河更为人所熟知的事迹是：他和另外5位国际伙伴在1990年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不借助机械手段横穿南极大陆的举动。这个举动更多地被解读为人类对于自然的探险。秦大河则看重这次行动为研究气候更好地收集到了第一手的基础资料。“南极冰盖在形成过程中，记录了很多地球环境气候变化的细节。” 他采集了800多个雪样，成为世界上惟一全部拥有南极地表一米以下冰雪标本的科学家。
2000年到2007年，秦大河曾担任中国气象局局长。在一次采访中，有人问，你还会回去做科学家吗？秦大河说，我现在就是科学家。如今的他，仍在进行着野外工作。
他有着科学家谨慎的忧患意识。“目前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实际上已经超过美国。2001到2004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我们排放也增加，我们占世界总体增长的59%，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数据。再看一看我们国家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份额，1973年是5.7%，2004年是18%，2009年，我们占的份额更大。估计到2030年，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美国下降到18.6%，中国上升到24.5%。”
秦大河曾经收到过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名小学生的电子邮件。这位10岁女孩向他提了5个关于气候变化的问题：第一，你有什么建议，在不影响工业生产的情况下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第二，如果全球变暖继续下去，地球什么时候会不适合人类生存，我们什么时候要搬家？第三，你认为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实现人类从使用污染的能源转换成新能源，也就是绿色能源？第四，像我这样的普通人，能够为气候变化做些什么事情？第五，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知道有关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最权威的说法？
他至今也没有给这个小女孩答案。“因为大多问题我回答不了。全球变暖是一个全世界科学家所面临的难题，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
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德克萨斯州小女孩的问题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问题。正如戈尔在《难以忽视的真相》里所言，大多数人的困惑不在于无知，而在于知道了太多“并非如此”的东西。秦大河和他的伙伴们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价值在于：告诉世人更多关于气候的真相。
王传福 一场关于环保的豪赌
本刊记者 张欢
在人类无法摆脱对轿车的依赖的情况下，王传福的电动车王国如果建立成功，那将不但是中国制造的骄傲，更可能成为环保事业的最有力推动者
王传福 安徽省巢湖人，1995年创办比亚迪公司，短短几年时间，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全球第二的充电电池制造商，2003 年进入汽车行业，现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比亚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主席，致力于研发电动汽车
一个做电池的人，最终因为做了汽车而名利双收。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却发生在了王传福身上。
在没有上汽车项目之前，比亚迪作为一家生产电池的世界级企业，没几个人知道。“股神”巴菲特高调推荐王传福和他的电动汽车之后，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成了最时尚、最环保的电动汽车的先锋了。
电池和汽车，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让王传福结合起来了：2008年，巴菲特以18亿港元认购比亚迪10%的股份。在2009年的巴菲特全球股东大会上，王传福把电动车开到了现场，还有传言说巴老要送台电动车给奥巴马，刺激一下美国总统。
作为巴菲特的最重要搭档，查理·芒格也丝毫不掩饰对王的欣赏：“这家伙简直就是爱迪生和韦尔奇的混合体，可以像爱迪生那样解决技术问题，同时又可以像韦尔奇那样解决企业管理上的问题。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
在巴菲特效应带动下，比亚迪公司的股票一路高歌猛进，王传福以350亿元成为胡润百富榜的首富，而在此前一年，他还以60亿元资产排名第103位。
巴菲特看重王传福的是他在电动车市场上的广阔前景，持此观点的还有深圳市政府，为了扶植电动车市场，2010年深圳市政府购买100辆E6作为出租车投入运营。
这还只是先期的投入，根据《深圳新能源产业振兴发展规划》，到2012年，深圳市各类新能源汽车要达到2.4万辆左右，其中公交车4000辆，出租车、公务车各2500辆，私家车1.5万辆。2015年推广使用的新能源汽车计划累计达到10万辆。
作为深圳的本土制造企业，比亚迪正是深圳市政府全力扶植的企业，深圳市甚至宣布，到2015年，将建设公交大巴充电站50个，公务车充电桩2500个；社会公共充电站200个，充电桩1万个。
据《新世纪周刊》报道，比亚迪曾打算自建充电站，最初估建5个充电站，至少要投入2000万元，后来听说政府要建，就取消了这个计划。
比亚迪风头最劲的电动车F3DM被列入工信部出台的《新能源推荐目录》中，成为首批唯一一款被推荐的轿车，但市面上还是很难看到，到今天都还没能实现大规模量产。
作为代工领域的竞争对手，郭台铭一路指责王传福进行技术偷窃，并持续在和他打官司。比亚迪在电动车的推出上也一拖再拖，让人质疑他们是在“干说不练”。
与此同时，丰田公司的普锐斯混合双动力车已经量产，市场反响不错。比亚迪也把自己的电动车策略调整到纯电动车。
这是一场未知的豪赌。
“中国式”的技术创新
王传福是那种典型的技术创业者。他先后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和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作为电池行业专家，他的论文还被国外杂志转载。
据王传福回忆，他在行业杂志《国际电池行业动态》看到一则消息说，日本方面鉴于镍镉电池对环境的污染，以后将不在本土生产镍镉电池。王传福觉得这是个机会，肯定会引发全球镍镉电池生产基地向低成本地区转移。
1995年，看到电池行业的巨大前景，29岁的王传福辞去了公职，向搞证券的表哥借了250万元在深圳建立了比亚迪公司。
没钱购买生产线，但这不要紧，王传福此前的一切积累都是为了此刻。他和同伴们通过分析，居然分解了生产线要素，然后用了和全世界所有先进制造企业截然相反的方法论：你用机器，我用人。
不论是普通熟练工人还是工程师，中国都有着世界上最低廉的人工成本，这成了比亚迪的杀手锏：生产流程中凡是可以用人来完成的工作，那就用人吧。于是密密麻麻的工人和手上几块钱的夹具就完成了一切工作。
就这样生产出的产品居然非常过硬，为王传福创造了第一桶金。
王并不满足于此，他不顾公司其他高管反对，随后杀入了锂电池行业。此时正值手机市场突飞猛进的年代，大量的需求摆在面前，而且锂电池相比较于镍镉、镍氢电池而言，更环保，也是未来的趋势。
麻烦的是，日本企业因为拥有了核心技术，把市场准入门槛抬得很高。仅一间配备全自动化设备、全干燥的锂电池工作室，就要价十几亿元，比亚迪几年的营收都买不到一间。
王传福的方法论再一次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他创造性地改进了原有生产线，增添、改进了一些设备，组建出一条半自动化生产线，人依然成为主角。
土法上马大概是王传福这一阶段给人的最大感受，他有时无视行业标准，进行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创新：
没钱建干燥室，他就以添加吸水药剂替代，效果一样。要裁剪一块很大的极片，买不起日本的分切机时，就用中国的裁纸刀配上一块长宽相等的挡板作为夹具，保证裁剪尺寸。等条件好一点了就用剪板机，再好一点就用自动的分切机。
锂电池要求在无尘车间中完成，比亚迪没这个钱。一位只有中专学历的员工创造性地想到了用无尘箱代替无尘车间的办法，只要手伸进无尘箱操作，一样可以实现无尘化生产。
就这样，比亚迪生产出比日本企业更便宜的手机电池。据悉，当时一块锂离子电池在国外卖到10美元，而比亚迪只卖3美元。
电动车的豪赌
从电池进入到汽车生产，直到今天，外界也无从知晓王传福是如何完成这个思想跨越的。
在中国汽车业中，即便另类如李书福，好歹之前是做摩托车起家，也算动力车一族。在李书福看来，汽车就是两个摩托加个铁壳。或许在王传福眼中，汽车就是电池加上四个轮子一个铁壳？
王传福的意志非常坚决，他曾经说过：“公司管理层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就是公司管理层的意见。”
即便是基金经理们打电话说“抛比亚迪抛到死”，王传福仍然没有改变自己的主意。他说：“我已经决定下半生和汽车捆在一起。”
在王传福看来：“汽车说白了就是一个超过百年的传统产业、低科技产业，手机里的零部件才是高科技。”
多年来，中国汽车制造业受限于技术，用市场换技术已经成为常态。王传福试图去挑战这一潜规则。他说：“一种新产品的开发，实际上60％来自文献，30％来自样品，另外5％来自原材料等因素，自身的研究实际上也就占5％左右。”
比亚迪的汽车全方位借鉴其他品牌，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比亚迪F3与丰田花冠的神似已经成为王传福方法论的产物，而F3年2009年销量达到30万辆，成为年度最畅销的一款轿车。
现代工业生产越来越讲究外包服务，比如丰田汽车除了主要的发动机和组装外，大部分流程均已用外包的形式解决。在这点上，王传福继续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看来，从上游到下游垂直整合产业链才是王道，而这又需要极高的质量控制体系。
无论汽车还是手机，在设计和模具上都有共通之处。比亚迪在上海松江的汽车工程院，招聘几千名汽车工程师来从事设计。2003年底收购了北京吉普模具厂，获取了汽车磨具技术。
据《新世纪周刊》报道，一套F6模具共有1800多套，外包给模具公司制作需要一两年时间，成本大约为1.5亿至2亿元。而比亚迪自行设计制作只要8个月时间，成本只要七八千万元。为什么最新的F6广告那么“土”？回答是：比亚迪的所有广告都是自己做，没有聘广告公司。一幅地铁灯箱广告的制造成本仅2万元左右，而外包的报价起码在40万元以上。
传统汽车上的成功或许不是王传福的目标，至少不是市场对比亚迪认可的信心来源。在市场宣传上，比亚迪成功把自己和绿色、新能源、电动汽车联系在一起。
比亚迪主打的F3DM在纯电动状态下百公里耗电仅为16度，电费按每度0.5元计算，百公里花费仅为9元，而汽油车型花费至少是他的4-5倍。
王传福曾放豪言：“比亚迪2008年将把电动汽车商业化，2009年推出纯电动车。我们比日本整整提前了20年，到时候引领世界汽车市场的，不是美国人，也不是德国人，而是中国人！”
比亚迪有电池技术，王传福还专门建立了电力研究院，并在和陕西省的合作中，将太阳能电池等项目纳入计划。
现实是，比亚迪主推的电动车上市日期一拖再拖，而且至今未能实现量产。比亚迪方面的解释是政府还没有出台补贴措施，因此难以推出。
2010年5月，已经推出的F3DM颇受欢迎，但突然加价5万，这也让外界难以看清楚王传福的布局究竟为何。
在人类无法摆脱对轿车的依赖的情况下，王传福的电动车王国如果建立成功，那将不但是中国制造的骄傲，更可能成为环保事业的最有力推动者。
在一路的质疑下，王传福走到今天。他很低调，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喜欢抛头露面。他能够赢得尊敬的重要原因是他始终坚持制造业，而且一直努力打造自己的核心技术，尽管在这方式颇为另类。
他没有去投资银行证券，也不靠在能源、房地产领域获取利润。从安徽无为的小村庄一路打拼，白手起家打造出自己的王国，并试图开创新的大场面，这像极了美国汽车工业之父亨利·福特。
不过王传福身上还有着浓重的工程师气质。他不喜欢应酬，朋友说他吃饭就像是完成任务。他不喜欢高尔夫，而是喜欢和工程师们穿一样的夹克，一起踢足球。
铁电池技术是比亚迪电动汽车的核心技术，研制成功前多年没有突破，项目工程师提出辞职，王传福将辞呈撕得粉碎，说：“坚持做，没问题，有什么困难直接跟我说。在比亚迪，只要我不让你走，任何人不会让你离开。”
比亚迪提供的工资并不高，福利尚不错。王传福认为高薪可以套住工人，但对工程师效果不大。工程师更渴求获得尊重和认同，要让他们放得开手脚。急速发展的比亚迪要比国企、合资汽车企业能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
为了了解汽车，比亚迪的年轻工程师们需要分解一台奔驰车，面对上百万的大家伙，谁也下不了手。
一个中年工程师拿着车钥匙，在车身上狠狠地划着，然后说：“行了，动手吧”。
这个人就是王传福。
赵章元 与垃圾作战
实习记者 马李灵珊
赵章元 曾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湖泊环境与近海环境研究室主任，退休后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垃圾处理问题，为国内“反对垃圾焚烧”主要代表人物。在过去4年间，亲身参与了国内十数起反对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公共事件。
在垃圾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上，赵章元好像总是以一个“异类”的形象出现。
在广州举行的“生活垃圾处理专家咨询会”上，他是31:1中孤零零的那个1，坚决反对垃圾焚烧；在国内诸多垃圾处理专家认为垃圾焚烧是处理生活垃圾的最优选择时，他以一个“半路出家”的环境研究员身份，用详实的数据资料一次次佐证自己的观点；而在专家都被戏称为“砖家”的今天，赵章元被网友们自发评选为“最有良心的专家”，一次次奔波于大江南北与居民共同商讨阻止垃圾焚烧厂建立的对策，一名广州居民直称——“赵老师就是我们的希望。”
偶然中的必然
今年67岁的赵章元，接触到垃圾处理问题，出于偶然，却又是偶然中的必然。
退休前，他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湖泊环境与近海环境研究室主任。2001年，他承担了一个追踪地下水污染源头的项目。在这一过程中，开始注意到垃圾填埋场对地下水质造成了极大毒害。在与十几名地学专家共同对北京当时三大垃圾填埋场都进行测量分析后，发现这些填埋场都存在着严重的渗漏现象。这是我国首次对地下渗漏污染进行探讨。自此，他开始对垃圾问题产生兴趣。随后，他将这一现象上报北京市管委，却遭到冷遇。他向上级主管部门上书《问责北京市管委》，市管委领导放言——“想出名就光屁股到大街上去跳舞！”
迫不得已之下，赵章元亲自带领新华社记者前往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周围村庄调查，发现有三个村庄因此成为了高发病村，由此引发了国内对垃圾填埋场地下渗漏污染的普遍警惕。
2003年后，退休的赵章元拥有了充足的闲暇时间。他开始系统阅读相关文献，亲自调查垃圾处理过程。起初，他也认为被其他专家和官员大肆吹捧的垃圾焚烧技术先进科学，但随着了解的深入，他发现垃圾焚烧技术并没有“想象那么先进”，而是存在诸多弊端。
2006年，北京市筹建六里屯垃圾焚烧厂。苦于争斗的当地居民多方辗转，找到了时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的赵章元，打听国家相关环保政策规定。从那时起，赵章元开始了系统研究垃圾焚烧的过程。
“从此以后，我就成了个坚定的‘反烧派’。环保总局叫停了六里屯之后，全国各地都起了连锁反应。各地政府都想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各地居民都反对，就都来找我，我一一给他们解答。”
“十一五规划”中写到了一笔“推进垃圾焚烧”，这成了各级政府官员的“尚方宝剑”，而围绕着垃圾焚烧发电厂这一牵扯到大量技术工程投资的项目，则有着一条完备的产业链。鲜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冒着触犯别人利益的风险，跳出来提反对意见。所以，不论赵章元愿意与否，他都成了那个“异类”。
此后4年间，出乎他意料的是，搞了一辈子水环境研究的他却在退休后，因为垃圾问题而成为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北京阿苏卫、上海江桥、南京天井洼、江苏吴江……包括去年的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中，都能看到赵章元的身影。面对媒体采访，他来者不拒。因为“接受多一家媒体采访，就多一个机会来宣传我的观点，就算他们是想把我当枪使，我也会接受。只说自己观点，不偏不倚。”只是在遭受了几次别有用心的曲解之后，他会提出在稿子发表前自己审核一下。
并不孤独的堂吉诃德
“主烧派”喜欢利用赵章元的水环境专家身份，用不懂垃圾、是个“外行”来攻击他。“我说我不是垃圾焚烧专家，那是自嘲，他们都听不懂。”赵章元愤愤不平，“我是从环境角度来关注垃圾问题，不是业外人士。而且我参阅了大量资料，还有数据。现在的那些垃圾专家，其实更多的是搞垃圾管理，到底谁是内行？”
而且，另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许多振振有词的环境专家都在长年累月的论战与媒体报道中，被发现与垃圾焚烧产业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专家的另一重身份，往往就是利益集团内部人士。例如“主烧派”代表人物之一、清华大学垃圾处理专家聂永丰，就被揭发拥有一项名为“立转炉式生活垃圾热解气化焚烧炉”的专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章元的身份始终都显得超脱——“我是个利益无关者，一心只为环保。”
不但没有得到利益，赵章元还因为始终坚持反对垃圾焚烧而被暗中坑害过。他被称为“环保界的刺头儿”，早有相关领导放话要让他好看。一名领导几次在研讨会上被赵章元据理力争，因而恼羞成怒。直接利用手中权力出具政府公函，在环保局专家库名单中去掉了他的名字。赵章元莫名其妙失去了一年多跟随自己一辈子的“专家”称号。
“当时这对我来说是精神损失，我原来一直是专家，突然有一天，我不能再做一个专家了……”
与此同时，在由政府出面组织的各类研讨会中，他总是形单影只，以少数派的身份出现。在探讨垃圾焚烧厂与居民点距离设置时，由政府组织了“国内知名专家关于垃圾焚烧发电论证会”，拟通过由聂永丰起草制订的“300米防护距离”。面对压倒多数即将通过方案的局势，赵章元据理力争，令这一距离设定第一次并未通过。在会上被气坏了的聂永丰失去理智地漫骂他：“你要报考我的研究生我还未必能收呢！”
由于垃圾焚烧厂与居民点距离问题很难确定，国家环保总局制订文件，提出今后不再规定距离数。然而，事隔几个月后，国家环保总局悄悄地发布了“300米防护距离”。赵章元发现该问题后，连夜写信反映该标准缺乏依据，建议设法改正或弥补。但至今未见任何回音。
不过，赵章元并不认为自己孤独，“‘主烧派’看起来多，其实就几个人。大多数人都是反对的，但是家属有顾虑，不敢出来讲话。”“广州那个31:1，其实大多数专家投的是赞成票，私下里却握着我的手，说觉得我讲得十分有道理。”
站在他背后的还有广大反对垃圾焚烧的居民。赵章元常能接到陌生人的电话，嘘寒问暖，说上一声“加油，赵老师我们支持你”，便匆匆挂断；逢年过节，北京乃至上海的业主还会自发组织去他家中看望；在深圳做讲座时，有业主在机场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只为与他吃上一顿饭……
尽管妻子常开玩笑，说他“做的都是义务劳动”，但家人都选择了支持他。生性耿直的他也并不惧怕任何有可能的打击报复，坚持“该说什么，我还会说什么”。
在许多人抱怨居民素质不达标、城市垃圾不焚烧已经无法处理的当口，赵章元斩钉截铁地反驳，“不是老百姓做不到，而是政府必须主导垃圾分类处理，并且鼓励分类回收利用企业，产生经济效益后才能长久发展。政府不是不能主导，而是不想。”
在过去的4年间，赵章元始终像是拿着长矛的堂吉诃德，在努力与垃圾焚烧及其背后利益链这座庞大的风车进行搏斗。但渐渐地，越来越多人受到了他的感召，认识到垃圾处理问题的严重性。而赵章元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反垃圾焚烧，而是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环境保护。
林璎 最后的纪念碑，献给地球
“我觉得我的一生是因为热爱自然而存在的。我希望自己的工作是对自然环境的感应，在其中工作，而不是试图去征服或统治自然”
本刊记者 李乃清
林璎（Maya Ying Lin） 美籍华裔建筑大师，林徽因的侄女。作品遍布美国各地，曾入选美国《生活》杂志评选的“20世纪最重要的100位美国人”与“50位美国未来的领袖”。今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为她颁发2009年度美国国家艺术奖章，表彰她作为建筑师、艺术家环保人士的卓著成就，这是美国官方给予艺术家的最高荣誉。
“我的作品，来源于一种使人们能够认识他们所生存环境的单纯愿望。这种环境既包括他们物质上的，也包括他们心理上的生存环境。”
1987年，美籍华裔建筑师林璎，成为耶鲁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博士。毕业典礼上，她以“艺术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为题，作了一场精彩演讲。
“我们每个人都是整体意识的一部分，通过我们的作品、形象、思想、写作等等而彼此关联。我们将在这些沟通中告诉未来的一代，我们是谁、曾经做过什么，可能的话，还包括我们将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正面影响。”
早在21岁时，林璎就因设计越战纪念碑一夜成名。从战争到民权，从女权到种族平等，针对美国的历史性议题，她又先后创作了“民权运动纪念碑”、耶鲁“妇女之桌”，以及为纪念美洲印第安原住民创作的7件雕塑装置组合“汇流”。
这些声名赫赫的纪念碑都是应邀之作，“但是我愿意创作最后一座纪念碑，它集中体现了我成长时期乃至今天仍是最重要的问题：环境以及人类同环境的关系”。
“什么在消逝”是林璎第5座、也是最后一座纪念碑，这不是一座建筑物，而是一个呼吁保护濒危生物及其生存环境的大型多媒体互动装置，在全球不同地区，经由不同媒介，运用声音、影像、雕塑等各种创作手段共同实现。
“纪念碑的主题是关于物种灭绝。我们存在的这个星球正面临着‘第6次大规模生物灭绝’，这是唯一一次由人类活动而非灾难引起的大灭绝。平均每20分钟，就有一种动植物毁于人类之手。按此速度，有人预计，100年后世界上多达30%的动植物将不复存在。”
风景里长出来的作品
上世纪40年代，林璎父母由中国举家迁往美国，在俄亥俄州一片竹林深处安家落户。林璎常常在林子里远足、骑车，享受亲近自然的融融乐趣。“当时，俄亥俄州一片很大的湖区着了火，后来的清洁能源法案、濒危物种保护法案等都对我产生了直接影响。”
环保早已深入林璎的生活。大约25年前，她就开始在设计中使用可持续、可回收的材料，“建筑不是要变得环保，而是选材上必须环保，这是对环境的义务。”工作中，她贯彻环保原则，为自己项目中的任何碳排放购买碳抵消；她对自然的信仰表现在选择的项目上，她曾参与纽约布朗克斯一家废纸回收厂的设计，建成后，这座工厂每天可回收几十吨办公用过的废纸；此外，她还担任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理事职务，同时也是能源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
“我觉得我的一生是因为热爱自然而存在的。我希望自己的工作是对自然环境的感应，在其中工作，而不是试图去征服或统治自然。当年设计越战纪念碑，当我知道建造地点是公园，就希望保持公园的完整性，建造纪念碑时，我们没有砍过公园里的任何一棵树。”
林璎2006年的装置艺术展“系统风景”深受好评。作品《2x4风景》是由5万多块2x4英寸“积木”（由可循环建材木料砍削而成）自地面堆砌起来的硕大隆丘，随着光线和视角的变换，这个耸立达10余英尺高的人造室内山，像是迎面吞噬人的大波浪，气势雄浑。享利艺术馆馆长理查德·安迪斯赞叹道：“林缨有种非凡能力，她可以用简单的方式、自然的材料传达出复杂而诗意的情境。自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个人对大自然的力量和形体结构的热情。”
林璎说，她花很多时间从飞机上凝视外面的风景，“在岩石构造、冰川、水纹图案、日食，以及地球的航空和卫星图像中找到灵感。”
除了将“风景”带入室内的庞巨装置，她还创作各种小型雕塑。沙滩球状的“弃物小行星”（2009）由捡来的数千枚塑料瓶盖组成，使观者对这个世界过量的碎片残骸感触至深；源于地形和自然现象启发的“月相”、“雪崩”（1998）等作品，无不体现出深沉的宁静之美，仿佛传递着对大自然的无声敬意。“我的作品力图模仿地球上的自然形态。”
关于地球的记忆
站点1：黄石公园，美国第一国家公园
站点2：南极洲，第一国际公园
站点3：青藏高原，通往天空的门
站点4：非洲，最后一片大草原
站点5：亚马逊河，世界原始森林
站点6：大洋板块
站点7：人造卫星链接——连接所有站点，对地球实施监控
……
大约6年前，林璎为她“最后一座纪念碑”设计了这么一个“提纲”。
“我想象的纪念碑不是单一、静止的纪念碑，而是能够立刻在许多地方、包括非现实的地方存在的纪念碑，它存在于互联网上。一个站点将充当同其他站点进行联系的纽带，检测和分享每一个物理站点的信息。”
当年，林璎就设想一座能够检测星球健康的纪念碑：“从气候指示器和污染程度到动植物生存环境的丧失、濒临灭绝的物种和生命植物的状态。它们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具体地点的照片，当整个网络连接起来时，那将是整个地球的图片。”
去年9月，这张地球“记忆地图”已有了几枚拼块。12天里，林璎有5个展览在全球开幕，她辗转于美国和中国，为艺术项目“什么在消逝”奔走。完成越战纪念碑以来，她从未这般忙碌过。
在美国旧金山加州科学院，约19英尺长、8英尺多高的“大喇叭”矗立起来。林璎创作的这件巨型装置，外部由青铜铸造，内部排列着回收利用的红杉。整个卧式听锥体雕塑可以容纳两到三位成人，“大喇叭”的底部是块屏幕，当观者走入，可以看到一部由已灭绝物种或濒危物种的镜头剪辑而成的20分钟短片，印度洋毛里求斯岛绝踪300多年的渡渡鸟，已绝迹的哥斯达黎加金蟾蜍，濒临灭绝的帝王斑蝶、金枪鱼……整个空间里，观者还可以听到这些物种发出的环绕声响，叠加于图像的文本则描述了这些物种面临和遭遇的威胁，如全球变暖、人类捕杀等等。短片结尾，它告诉观者，这部短片播放的20分钟里，平均有一个物种在这颗星球上灭绝。林璎表示，她希望能在世界范围安装这种卧式听锥体。
同一时期，“什么在消逝·空屋”在中国展出，作品被安置在北京一当代艺术中心的地下展厅，走入其中，观者将有在“大喇叭”中的相似体验。端着一块有机玻璃，正对地上的投影设备，那些已经灭绝和濒临灭绝的动物就会在你眼前20厘米处一一呈现：一度被认为已灭绝的象牙喙啄木鸟、北极熊和它们赖以生存、却日渐消融的北极；大西洋中的鳕鱼，已灭绝的北美信鸽——很久之前，当它们浩浩荡荡地飞过，甚至可以遮挡住太阳的光芒……动物的影像随着观者端着的玻璃的倾斜而扭曲，你会发现，你必须端正这块象征生物栖息地的玻璃，才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珍贵。
“什么在消逝”不仅关注具体物种的消逝，还关注物种的规模、河水流向大海的能力、海陆空动物的迁徙等问题。“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问题，何谈保护？比如海洋，因为我们看不到它，所以我们不停地污染它。海洋现在面临危机，75%至90%的鱼类数量在骤降。所以，请去查查那些网站，看看哪些鱼可以吃、哪些鱼不应该吃。”
林璎从不吃鱼翅。“我们为什么要捕杀这些位于食物链顶端的食肉动物？放它们一马吧！不要让吃鱼翅这么时髦。具体到中国，那些用老虎、狮子、大象、乌龟、熊的器官制成的传统中药，肯定有替代品，且药效一样。有个科学家告诉我，海马在幼年就被采集，被用作中药药材，它们的数量正大量减少，而我们对此知之甚少，所以请不要买小海马。”
“什么在消逝”是一座实验性的纪念碑，也是流动的，作品可以永久性地建立起来，也会去别的国家和大洲巡展，还可以延伸到网络上。
林璎设想，在互联网上呈现出“什么在消逝”过去、现在、未来3张地图。一些有力的引语和影像，将用来展示这个星球从前的样貌，“过去的地图”会向公众开放，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记忆添加上去，标注出我们已经失去的东西；“现在的地图”中会标注出为环保工作的机构，介绍专家、科学家正在努力的方向，“我呼吁大家去帮助他们，比如喝有机茶、有机咖啡，使用有机棉、可回收的纸、木制品等。这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做到的”；关于“未来的地图”，林璎正和美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尝试将2050年时人类可能面临的情境通过各种方式展现出来。
目前，林璎已经创建“什么在消逝”基金会。“这个项目会持续至少10年，某种程度上，它会贯穿我的一生。”
周迅 选择不欠地球的生活方式
“平时我们老说低碳，但是大家对低碳其实没有感性认识，对碳补偿、碳排放这些概念都感觉比较虚，我们就提出‘买碳’，把自己产生的碳排放，用买树种植的方式，补偿给地球”
本刊记者 达摩 发自北京
周迅 演员，2008年4月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任命为首位中国亲善大使，今年4月22日，联合国最高级别的环保人物奖揭晓，周迅因在中国身体力行地推动环保而获得2010年“地球卫士”殊荣，成为全球演艺界明星第一人。
满是日光灯的严肃会场让周迅微微感到一些不适应，这是一个远离舞台灯光的、朴素的小型论坛，朴素得像她身上那条简洁的小黑裙。在他们中间，她是身材最娇小的一个，也是唯一的女性。
“反正挺奇特的，我是第一次开这种严肃的、政界的会议，联合国环境署、各国总统、政界商界最高代表等等，讨论议题是绿色经济：如何让企业的环保效果最大化，如何实质性地改变生产模式……”4月22号世界地球日，周迅获颁联合国最高环保人物奖“地球卫士”，成为全球演艺界获此荣誉的第一人。
跟她同时获奖的还有马尔代夫总统、圭亚那总统和阿富汗王子、日本科学家等。周迅在颁奖现场宣布，所有奖金捐给玉树灾区。联合国副秘书长在为周迅颁奖时，称呼她为“低碳生活形态大师”。
麦兜去不了马尔代夫
在会议上，周迅告诉马尔代夫的总统纳希德，自己曾经去过马尔代夫，很喜欢那个水清沙幼、碧海蓝天的美丽岛国。
但这个有“人间最后乐园”美誉的小国正面临灭顶之灾。科学家最近报告显示，如果目前全球变暖的趋势得不到遏止，马尔代夫在本世纪就将消失，因为这个国家总共1200个岛屿，其平均海拔只有1.5米。
“于是这个总统去年就干了一件特别有名的事情，他在水下召开了一场内阁会议。”以总统为首的14名官员身穿黑色潜水服，潜入6米深的水下，在海底安放的桌边就坐，总统、副总统、内阁秘书和11名部长用防水笔签署了一份SOS紧急呼救文件，呼吁所有国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马尔代夫政府派出了几十名士兵在水下保护会场，但入侵者只是一些探头探脑的海鱼。
这场特殊内阁会议的视频转播惊动了全世界，这是人类迫在眉睫的共同生存危机。“如果马尔代夫不能获救，我们感觉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没有多少机会。”马尔代夫总统本人有潜水证，其他官员则为了这场特殊的内阁会议参加了突击培训，苦练潜水，只为了用这种方式向全世界发出呼声。
纳希德告诉周迅，他们已经成立基金，万一最坏情况发生，将为35万国民购买土地，另找地方安置家园，但这也意味着“美丽的马尔代夫就没了，麦兜就永远去不了马尔代夫了。”周迅说，“总统还邀请我一定要再去马尔代夫。”看到一位总统如此渴望倾力保护他的国民，但在大自然的全球危机面前，单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这场谈话让周迅感到心酸。
可怕的温水煮青蛙
她不是第一次因为环保而落泪了。3年前，她看到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环保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当时就大哭一场，特别震惊，哇，地球已经这样了！片子里有一段卡通，温水煮青蛙，试管一样的杯子，下面有火烧，水不是一下子变暖的，等发现变暖的时候，青蛙已经逃不出去了，就那么挣扎着，最后被烧死……那个记录片里有很多数据，很多曲线图，人类不是直接面临毁灭，而是之前就开始有很多灾难，特别恐怖，比如细菌，比如物种灭绝，比如气候异常、生态失衡……看完之后，我就问我的经纪人，我们能不能做点什么？”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未想到会有演员主动请缨，觉得是个很好的信号，“环境意识的推广就是要从人的思想上扭转过来，这件事情才有机会。”因此授予周迅“中国亲善大使”的称号，并共同启动“OUR PART我们的贡献”的环境意识传播项目。
亲善大使所承担的职责没有硬性指标，一切全凭自觉，但是到了年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会做一份报告，里面包含大使在一年之内的工作总结、媒体价值等官方数据统计。统计报告一出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负责人非常吃惊，当这份报告在联合国系统内做年度陈述时，成了各机构亲善大使的模范。
“‘你们做了这么多事儿！’他们很惊讶这个，别的演员和明星，比如罗纳尔多、齐达内、莎拉波娃，都是以捐钱或出访为主，而我们不但捐钱，还动手做了很多实际的事情，联合了很多伙伴共同投身绿色经济。”负责周迅宣传的孙阿美说，除了平时跟演出有关的工作，周迅身边的经纪人和工作人员无偿兼职，成了“OUR PART”的主力义工。
周迅的团队特别善于借助企业的力量，常常联合商业品牌为环保做出实际贡献，并直接影响消费者，比如跟宝洁集团共同策划“绿动中国”项目，影响人群超千万；跟利乐发起“可回收再利用”项目；跟Tropicana的“保护天然果园”项目……2009年，联合国在华30周年庆典，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与周迅会面，肯定了她在传播环保意识方面做出的努力，并邀请周迅参加自己的环保项目。
不欠地球的生活方式
“地球卫士”颁予周迅的理由是“灵感与行动力”，宣传环保，让绿色概念深入人心确实是一件需要灵感的事情。周迅和她的OUR PART团队还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新点子：设立环保官网、杂志专刊宣传、电台公益硬广、电影门票书签、环保漫画连载……朱德庸、老夫子、麦兜这些漫画人物都加入了“绿色阵营”。
“号召大家买碳”，这个点子，就来自周迅本人的灵机一动。
几年前，春天的北京，《恋爱中的宝贝》正热拍。周迅和工作人员讨论剧本，猛一回头，沙尘暴铺天盖地地袭来。“天哪，我以为是海啸来了，太恐怖了。”她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字——跑。后来，她曾想过，如果在中国的西北方有足够多的树种下去，那么这一幕也许不会重演。
2008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OUR PART协同电影节主办方发起“碳补偿”行动，号召所有参加电影节的嘉宾、导演和明星们，都通过购买碳指标的方式，抵消因出席电影节乘飞机往返而产生的碳足迹，使上海国际电影节成为国内首个“碳中和”电影节。周迅第一个去组委会办公室交了100元钱购买了4棵树。但事后她得知，当时明星众多，响应者却寥寥无几。
2009年3月，周迅主动跟携程网合作，把“低碳生活方式”推广到了普通旅行者的面前。“平时我们老说低碳，但是大家对低碳其实没有感性认识，对碳补偿、碳排放这些概念都感觉比较虚，我们就提出‘买碳’，把自己产生的碳排放，用买树种植的方式，补偿给地球。”周迅说，这个活动并非商业活动，费用都靠自掏腰包。
工作团队统计了周迅一年内所有飞行的里程，折算下来的二氧化碳用238棵树苗就可以消耗掉。于是周迅认购了238棵树木，通过上海“根与芽”组织种植到了内蒙古库伦镇。2010年，她又通过“绿色出行基金”购买了219棵树，抵消上年全年的飞行和工作用车的碳排放，周迅说，此举她将坚持终生。
投身环保这几年，周迅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她的影迷发现，周迅经常把穿过的旧衣服重新搭配了再穿，“设计师在一件衣服里花了很多心血，稍加改变就能唤起第二次生命。”这一天，她正参加大学生电影节环保公益短片的颁奖活动，身上一袭蓝裙是拍广告时穿过的。她出门自带茶杯、筷子，打包的餐盒回家洗了再用，在片场拍戏的时候不使用一次性饭盒……“节制消费，勤拔插头，我买了那种一个开关可以把全家所有电源都关掉的插座，只要出门，就关掉。我的剧本都是打印纸双面使用，偶尔看到单面打印的，我会比较介意……”
在非洲做小象妈妈
在非洲，周迅深刻体会到了野生动物的生存处境。因为对象牙的贪婪，大象被猎杀，很多才2个月大的小象就沦为孤儿，难以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存活下来。
“这是我第一次去非洲，是受联合国环境署之邀作客联合国非洲总部。”她们先飞到迪拜，连机场都没出，然后转机内罗毕，飞了十几个小时。奢华的迪拜机场和她们将要去的旷野无人的非洲原野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感觉我们完全是客人，主人是大山和动物，是自然。我们去的时间不是大迁徙的季节，所以没有看到那种很残忍的捕猎场面，大象在我们面包车旁走过，这边是驼鸟，那边是长颈鹿，慢悠悠地走着，喝着水，一点也不怕人。”
小象孤儿院的David告诉周迅，如果有小象用鼻子弄你，你千万别害怕，它们这是跟你亲近，希望你爱抚它们呢，你摸摸它们，它们会感觉到友好和善意。
非洲当地的动物保护靠的是军队，David到原野上把那些父母被猎杀、缺乏生存能力的小象找回来抚养，光是供小象喝牛奶就是一笔巨大的开销，象的胃口很大，一桶牛奶，“咣咣咣几口就喝完了。”救助动物的经费全都得靠资助。
“每一只动物背后都有故事，小象孤儿院里还有一只瞎子犀牛，也是David救下来的，因为不救下来，等待着它的就是死路一条。据说，大象是记忆很深刻的动物，看到父母被猎杀，它会有忧郁症，会有心理阴影，不肯回大自然，它感到恐惧，你养它多少年它都不回去。有些坚强一点的，成年以后，慢慢地通过引导它会肯回到野外，象非常重感情，即使走了，也会每年回孤儿院看看。但有些小象，一生的心理创伤都无法痊愈，他们就再也不肯回大自然了。”
我们最后的家园
今年3月，周迅为国际著名的环保电影《HOME》（《家园》）进行了中文配音，这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的纪录片是由法国导演扬恩·亚瑟执导的，其正版DVD于5月在全国范围内发行，7月将在上海世博会联合国馆公映此片。
“那部片子拍得特别好，俯视地球的角度，用航拍的手段，从地球发端，到人类起源，到现在……中国好多人不太习惯听英文看字幕，我就特别希望能有一个普通话版本的，可以普及给所有的人看。”她的团队因此跟法国版权方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沟通，这是周迅的“OUR PART我们的贡献”在2010年启动的第一个国际环保项目，对周迅来讲，作为电影人，用电影的手段说服观众关注环保是她最乐见其成的事情。
周迅仿佛生来就是当电影人的，从小在电影院里长大，父亲是电影放映员，兼绘制海报，她从小就永远坐在第一排看电影。
小时候她爱唱歌，是班级里“分管文艺的中队长”，后来无意中翻开小学毕业的同学录，发现自己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个录磁带的”。那时候她的偶像，是费翔、张国荣、梅艳芳……
后来读了舞蹈学校，为爱北上，因为拍摄美女挂历被导演相中，演了第一部电影，兜兜转转，最后还是走上拍戏这条路。
时至今日，她的理想已经改变，“我的终极理想挺高的，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女演员，我这些年，一直在往那个方向去走。”比如，朱丽叶·比诺什，演技出色，还会画画，看完一场她的现代舞，周迅翘起大拇指：“服了！”再比如，伊莎贝拉·于佩尔，戛纳电影界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我去看于佩尔的影展，她从那么年轻到现在这个年龄，眼神就没变过，这是特别难修炼的。”
这正是她所向往的境界：那些超越年龄，接近永恒的女演员；那些清澈透明，充满灵气的女演员；还有那些热心公益，受人尊重的女演员。
